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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朝隋唐时期獠人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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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9 04:4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獠”是居住在我国中南、西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族,中原的统治者一般把他们与“蛮”、“夷”、“俚”等其他居于西南的少数部族统称为“夷”。目前史学界在研究中南、西南地区少数族群的时候,多把各族群归一讨论,用比较大的族群,如“蛮”、“夷”,来代称这些地区的少数部族,进行整体性研究,而对单个的少数族群的研究则比较欠缺。特别是对在魏至唐期间的中南、西南地区并不算主要族群的“獠”的专门性研究则更是成果罕至。目前关于“獠人”的研究要么没有针对单独的“獠人”与中央政府的关系进行讨论;要么成文时代较早,关于民族史方面的资料和研究又有很多进步,而其文中并没有采纳到。而通过对“獠人”变化过程,特别是其与宋以前中央政府关系的梳理,我们可以对广大南方的少数族群有更清晰的认识,找到他们之间的异同,以及走上不同发展道路,形成今天不同民族的原因。

一、“獠人”族群的渊源、特点以及发展

史籍一般都记载“獠人”是“南蛮之别种”。(1)《尔雅》中解释“獠”为“宵猎”,(2)也就是晚上狩猎。可以理解为此族群在早先的时候是以狩猎为主,比较原始落后。同时,也体现出中原王朝对这一族群的歧视。而在史籍中用于指一类人则最早出现于《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书中记载武帝元鼎六年,属于西南夷的夜郎国的竹姓君长为汉朝所杀,“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气所生,甚重之,求为立后。�柯太守吴霸以闻,天子乃封其三子为侯。”(3)可见,“獠人”尊奉“蛮夷”之明君为其先祖。被称为“獠”的族群西晋以前,主要散布在广大的岭南和滇黔地区。而“獠人”大批北上,进入巴蜀之地是在西晋李特起义之时。《蜀鉴》卷4“李寿纵獠于蜀”条记载:

晋康帝建元元年,蜀李寿从��引獠入蜀。李雄时尝遣李寿攻朱提,遂有南中之地。寿既篡位,以郊甸未实,都邑空虚,乃徙郡户三千已上以实成都。又从��引獠入蜀境,自象山以北,尽为獠居。至是始出巴西、渠川、广汉、阳安、资中、犍为、梓潼,布在山谷,十余万家。獠遂挨山傍谷,与土人参居。参居者颇输租赋,在深山者不为编户。种类滋蔓,保据岩坚壑,依林履险,若履平地。性又无知,殆同禽兽。诸夷之中,难以道义招怀也。(4)

可见,“獠人”在入蜀之时处于比较蛮荒的状态,与其他“蛮夷”相比,也是比较落后的。历代史家大都认为“獠人入蜀”是秦汉时期开化较早的巴蜀地区出现文化停滞不前,甚至倒退的一大原因。(5)

“獠人”与巴蜀土著居民在生产方式和生活习俗上的差异十分明显。“獠人”经济生产方式依然是原始社会刀耕火种的“畲田”,或是“卧水底,持刀刺鱼”的渔猎方式。同时,由于地贫山荒的原因,一年四季常出现饥荒,因此“獠人”经常采野菜度日。(6)其生活条件也是非常原始落后的,“依树积木,以居其上,名曰‘干兰’。”(7)而蜀地在李冰治水后,就是“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8)巴之地在西汉时已是“五教雍和,秀茂挺逸。英伟既多,而风谣旁作,故朝廷有忠贞尽节之臣,乡党有主文歌咏之音”之地。(9)因此,“獠人”的到来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巴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

在中原人看来,他们把“獠人”分为“生獠”、“熟獠”。这种区分主要是根据其与当地土著融合的程度,以及政府对其控制力的大小而定。

二、魏晋南北朝隋唐政府对“熟獠”的统治及成效

被称为“熟獠”的人一般与汉人杂居,汉化程度较高。《隋书・地理志》云:“傍南山杂有獠户,富室者颇参夏人为婚,衣服居住言语,殆与华不别。”(10)南山,即川陕交界的大巴山,那里的“獠人”文化习俗已经与汉人无异。这样的变化与“熟獠”进入巴蜀地区,需要适应当地的经济文化环境有关,同时也与各王朝中央政府推行风俗转变,兴教化有直接关系。在南北统一、国力强盛的隋唐时期,这种转化进行得更为迅速、全面。

      西南地区在经历了魏晋南北朝二次“蛮夷化过程”后,民间流行多神崇拜,原始巫文化盛行,杂祠淫祀现象严重,为全国典型的淫祠区。(11) 西南地区的地方官,尤其是贬官或流放的士大夫则执着于破除迷信、引导文明生活方式的易风移俗活动,并且收到了一定的社会治理效果。(12)唐代郑余庆、郑�父子都曾为山南西道节度使,在兴元府兴办学校教育。《新唐书・郑余庆传附郑�传》记载:“始余庆在兴元创学庐,�嗣完之,养生徒,风化大行。”(13)这应是历史上汉中地区最早创立的府学,对当地官学教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宋代扈仲荣编的《成都文类》中还称颂到:“昔郑正公之镇兴元,创立儒宫,开设学校。其子宣公复居其位,继成前烈,殆将三百年。江汉之人,诵其遗风若前日事。”(14)这样的大兴儒学教育,也同样惠及当地各“蛮夷”族群。更有专门针对“蛮夷”的儒化教育。如唐宣宗大中十三年(公元859年),西川节度使韦皋“群选蛮子弟聚之成都,教以书数……如是五十年,群蛮子弟学于成都者殆以千数。”(15)在群“蛮夷”中推行教化,大大提高了他们的汉化程度,对于“獠人”融入当地社会生活有很大帮助。

另外,“熟獠”还成为朝廷的编户之民,对朝廷有纳税的义务,并且成为朝廷的征兵对象。在齐武帝永明二年(公元484年)的时候,陈显达出任益州刺史,随即派出使者,责成当地“獠人”上缴税赋。(16)北魏宣武帝正始(公元504年―公元508年)时,专门设立巴州“以统诸獠……又立隆城镇,所绾獠二十万户”。这些属于中央正州统辖下的“獠人”被称为“北獠”,他们“岁输租布,又与外人交通贸易”,是“熟獠”的一种。除了向政府纳税以外,“熟獠”还有承担国家兵役的职责。《北史》记载,北周梁州恒�獠“作乱”,总管长史赵文表出兵讨伐。当制定好作战计划后,“遂以此意,遍令军中。时有从军熟獠,多与恒�亲识,即以实报之。”(17)说明当时“熟獠”也是地方政府军队的兵源之一。另外,政府军队在当地有军事战事的时候,“熟獠”也有供应军粮的任务。唐高祖武德二年(公元619年),梁州总管庞玉征伐集州獠,军粮将尽,庞玉对当地“熟獠”说:“秋谷将熟,百姓毋得收刈,一切供军,非平贼吾不返。”原先劝其退兵的熟獠“闻者大惧,曰:‘大军不去,吾曹皆将馁死。’其中壮士乃入贼营,与所亲潜谋,斩其渠帅而降,余党皆散,玉追讨,悉平之。”(18)

由上可见,中央政府对“熟獠”的统治比较全面,也是卓有成效的。

三、历代政府对“生獠”的管理以及战争

为数众多的“生獠”多散布在于巴蜀、汉中地区的山林地带,以及今天贵州、云南和广西中南部地区,还有越南境内。对于这些“生獠”,中央政府以安抚和羁縻政策为基础,招抚并设置羁縻州县,以其酋长、首领为守,统辖其民。

南北朝时期,中央政府就在“生獠”比较集中区域设置羁縻州县,这些羁縻州县多在经济文化较为发达的正州附近。“周宣政元年,信州总管、龙门公裕,招慰生獠王元殊、多质等归国,乃置费州,以水为名……后魏开生獠,于此置蒙山郡,领始阳、蒙山二县。”(19)隋唐时期设置羁縻府州的数量,较前朝则是大为增长。设置州县的范围则在由原来正州附近设立州县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展到“生獠”聚居的黔东南以及岭南西南部和安南地区。对于内附的“生獠”部族,人数较少时,隋唐政府把他们归制于较近的正州。唐朝时有“南平獠”,“其王姓�氏,号剑荔王。贞观三年,遣使内款,以其地隶渝州”,又“显庆三年,罗、窦生獠酋领多胡桑率众内附。”(20)罗州、窦州位于岭南道最南部,临近今雷州半岛。而较大的“生獠”部族则直接设置为羁縻州县以统辖。

对于更为偏远、蛮荒的“生獠”则不为置州县,只是羁縻而已。如“雅州都督一十九州,并生羌、生獠羁縻州,无州县。……黎州,统制五十四州,皆徼外生獠。无州,羁縻而已。”(22)

由以上羁縻政策以及羁縻州县的建立看来,各个王朝,特别是国力强盛的唐朝对“生獠”的掌控比较重视,羁縻的政策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朝廷需要的时候,“生獠”部众可以听候政府的调遣。

隋朝立国初期,有“南平獠”甯氏,甯长真为隋朝宁越刺史。“及(隋)讨林邑,长真出兵攻其后,又率部落数千从征辽东,炀帝召为鸿胪卿,授安抚大使,遣还。”(23)唐朝文宗大和七年(公元833年),“安南奏:蛮寇寇当管金龙州,当管生獠国、赤珠落国同出兵击蛮,败之。”(24)“生獠”可以以提供整支部队的形式参与政府的军事行动,这与“熟獠”以编户的身份成为朝廷兵役的承担者是不同的。前者在名义上是属于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军队,但实际上政府对他们并无实际指挥调动的权力;后者则完全是政府的正规军兵源。

但各个王朝中央政府与“生獠”的关系极不稳定,这种不稳定主要表现就是中央政府军与“生獠”的战争。“獠叛”的字眼不绝于史书,这些被朝廷称为“叛逆”的“獠人”几乎都是“生獠”。这样的战争从“生獠”与中原王朝初接触时就开始。在前面王朝对西南地区拓展开发的基础上,隋唐王朝的开拓和管理更为具体、全面、深入,版图也越来越大,进入其统治范围的“生獠”也越来越多,因此隋唐统治期间的“生獠反叛”比较频繁。

根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的记载,隋唐时期发生的“獠人叛乱”有35起,其中的30起发生在唐朝安史之乱之前,又以太宗朝为最多,共有13起,其次是高祖朝共有9起。这一是由于唐朝初期拓展边疆,巩固边防的需要,唐朝政府急需稳定当地社会秩序。二则与唐朝中央政府的控制力变化有关。安史之乱后,各地藩镇力量坐大,唐朝政府自顾不暇,对于本来就不是统治重点的“生獠”就更无心也无力管制。

这些战事主要发生在今四川盆地西南部、东北部直至今汉中地区,以及岭南中部山区的外围。这些“生獠”多处于唐朝正州辖区内,没被纳入正式编户。他们比起“熟獠”有更多的自身利益,也更不受政府的约束,但由于处于正州区域内,和当地民众交往比较频繁,因此摩擦也会比较多。相对于边远地区的“生獠”,他们的“反叛性”就更强。

各朝政府与“獠人”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
(一)、地方政府为了获利,对“獠人”部族进行战争劫掠

地方政府出兵劫掠“獠人”,在南朝时就有发生。史载:“萧衍梁益二州岁岁伐獠以自裨润,公私颇藉为利。”(25)这种地方政府主动进攻掠夺的行为固然可以获得一定的财物和人力,但是毕竟不是中央王朝处置少数族群关系的常态,随着各个王朝政权的稳定,势必这样的政府性质的抢掠会逐渐消逝。

(二)地方官员为了集结兵员,诈称“獠反”,以此欺骗朝廷出兵

镇守一方之官员为坐大自己的实力,时有瞒报、谎报当地实情的现象。唐朝武德四年(公元622年)益州的“行台仆射窦轨多行杀戮,又妄奏獠反,冀得集兵。”(26)

(三)为数最多的原因是“獠人”因为政府对他们“暴虐”而进行的反抗
1、反抗政府横征暴敛

北魏宣武帝正始年间(公元504年―公元508年),“以羊祉为梁州,傅竖眼为益州。祉性酷虐,不得物情。”南朝萧梁趁机连通当地“獠”之首领,进攻梁州。北魏不得已,以“施恩布信”的傅竖眼取代羊祉,“大得獠和”。后继者“(元)法僧在任贪残,獠遂反叛,勾引梁兵,围逼晋寿。”北魏孝明帝孝昌初(公元525年―公元527年),“诸獠以(严)始欣贪暴,相率反叛,攻围巴州。”(27)唐大中末(公元847年―公元860年)“昌、泸二州刺史贪沓,以弱缯及羊强獠市,米麦一斛,得直不及半。群獠诉曰:‘当为贼取死耳!’刺史召二小吏榜之曰:‘皆尔属为之,非吾过。’獠相视大笑,遂叛。”(28)

地方政府的压榨盘剥长期存在,这也成为“獠人”反抗的主要原因。虽然朝廷有所治理,但是到任地方官多以此为利益收入,“交通生獠”或“渔猎其民”(29),迫使“獠人”起兵反抗。

2、反抗掠夺“獠人”为奴婢

“獠人”本有相互掳掠,外卖为奴的习惯。史书称:“亲戚比邻,指授相卖。被卖者号哭不服,逃窜避之,乃将买人指捕,逐若亡叛,获便缚之。但经被缚者,即服为贱隶,不敢称良矣。亡失儿女,一哭便止,不复追思。”在其北上与中原王朝政权接触后,则受到有组织的、有计划的掳掠,大量的“獠人”被当做为奴隶。北周孝闵帝在平服梁州、益州后,“每岁命随近州镇,出兵讨之,获其生口,以充贱隶,谓之为压獠焉。后有商旅往来者,亦资以为货,公卿达于人庶之家,有獠口者多矣。”(30)可见北朝时期,经常发生掳掠“獠人”充当奴婢的事情,由此而沦为奴婢的“獠人”数量也相当可观。

唐王朝建立后,出于恢复经济生产、缓和社会矛盾、稳定民族边疆地区的需要,中央政府颁布了一系列限制、释放奴婢的条令,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前朝政府大量虏获“獠人”为奴婢的情况。(31)但是,即使是在全国奴婢问题得到缓和的总趋势下,唐政府还是将大量“獠人”战俘当做奴婢。武德七年(公元624年)“窦轨破反獠于方山,俘二万余口。”武德九年(公元626年),“郭行方击叛獠于洪、雅二州,大破之,俘男女五千口。”太宗贞观十二年(公元638年)“左武侯将军上官怀仁击反獠于壁州,大破之,虏男女万余口。”第二年,又出兵“巴、壁、洋、集四州反獠,平之,虏男女六千余口。”贞观十四年(公元640年),“窦州道行军总管党仁弘击罗窦反獠,破之,俘七千余口。”(32)这样势必又引起“獠人”的不断反抗。

3、反抗繁杂徭役
     “太宗再伐高丽,为舡剑南,诸獠皆半役,雅、邛、眉三州獠不堪其扰,相率叛。”(33)与政府的编户不同,“生獠”没有承担租赋的义务,他们只是“每于时节谒见刺史而已。”(34)因此,唐太宗强行征发“獠人”为役,即使只是正役的一半,也会引起“獠人”的反抗。
(四)在中央王朝政权不太稳定时,
“獠人”也会聚众,或是联合其他力量,夺取当地政权

如前面提到的,在北魏初定梁、益州时,当地“獠人”苦于刺史的贪婪、暴政和压榨,于是主动引导萧梁的军队驻屯梁州附近,与当地的北魏政府争夺梁州。这样的情况在唐朝依然出现。不同的是,整个唐朝时期还没有出现两个政权对“獠人”地区进行争夺的情况,因此当地“獠人”多与其他“蛮夷”联合进攻唐朝地方政府。比如,“贞元中,嘉州绥山县婆笼川生獠首领甫枳兄弟诱生蛮为乱,剽居人。”(35)唐僖宗中和元年(公元881年),“石门洞蛮向环亦集夷獠数千攻陷澧州,杀刺史吕自牧,自称刺史。”(36)这样的情况比较少见,因为“獠人”的组织比较没有“蛮”、“夷”那样集中、庞大,往往都是依据险要的山势,固守一处,即使是攻下府州城池也多撤退回固堡里。

在对待这些“叛乱”的时候,政府大体采取了三个步骤,一是平息反叛,一是追究责任,一是调整政策。(37)政府会镇压、安抚并用,待叛乱平息后,追究反叛者的责任,同时也会惩处引起反叛的有责官员,或是在处理叛乱时不得力的官员,最后调整不合适的政策。因为各朝政府都还是力争“獠人”的安稳,不至于形成气候,危害当地秩序,给其统治带来隐患。

总之,自“獠人”北进,进入中原王朝直接统治的版图以来,中央政府对“熟獠”、“生獠”的统治更为直接,二者的互动更为频繁,关系也更为复杂。总的说来,中央政府依然视“獠人”为“蛮夷”之类,依然有歧视的眼光,即便是“熟獠”也被区别于当地汉人对待。但是无论是政府温和的招抚、羁縻政策,还是诉诸于战争,都在客观上促进了“獠人”与当地土著的融合,使“獠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有比较大的发展。

注释:
(1)唐代以前的正史中关于“獠”的列传,均称其出自“南蛮”。参见《北史》、《周书》、《魏书》的《獠传》。
(2)(晋)郭璞注,(宋)邢�疏:《尔雅注疏》卷6,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186页。
(3)(宋)范晔:《后汉书》卷86《西南夷传》,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2844页。
(4)(宋)郭允蹈:《蜀鉴》卷4,长沙:商务印书馆,台湾省二十六年十二月,第52页。
(5)郭允蹈在评论“獠人”进入巴蜀这一事件时,认为“蜀之衣冠流徙荆湘,而名郡乐郊,皆为獠居矣。至唐末而患犹未已也。文物之不逮于两京,几数百年,职此之由。自蜀通中国以来,得祸未有如是之酷且久也,可不鉴哉?”参见,《蜀鉴》卷4“李寿纵獠于蜀”条。
(6)鲜于煌:《试论唐代三峡少数民族“獠人”的民俗生活特色及影响》,《西北民族研究》,2003年第1期。
(7)(北齐)魏收:《魏书》卷101《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2248页。
(8)(晋)常璩:《华阳国志》卷3《蜀志》,济南:齐鲁书社,2000年,第30页。
(9)《华阳国志》卷1《巴志》,第4页。
(10)(唐)魏征:《隋书》卷29《地理志上》,北京:中华书局,1973年,第829页。
(11)王永平:《论唐代民间的淫祠与移风易俗》,《史学月刊》,2000年第5期。
(12)马强:《唐宋士大夫与西南、剑南地区的移风易俗》,《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3月第32卷第2期。
(13)(宋)欧阳修:《新唐书》卷165《郑余庆附郑�传》,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5062页。
(14)(宋)袁说友:《成都文类》卷48《成都府学讲堂颂张俞》,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934页。
(15)《资治通鉴》卷17,第8078页。
(16)(梁)萧子显:《南齐书》卷26《陈显达传》,北京:中华书局,1972年,第489页。
(17)(唐)李延寿:《北史》卷95《獠传》,北京:中华书局,1974年,第3156、3157页。
(18)(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13,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5867页。
(19)(后晋)刘�:《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第1682、1743页。
(20)《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6、6327页。
(21)本表内容参见《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新唐书》卷42《地理志六》。
(22)《旧唐书》卷41《地理志四》,第1707页。
(2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6页。
(24)《旧唐书》卷17下《文宗纪下》,第549页。
(25)《魏书》卷101《獠传》,第2249页。
(26)《旧唐书》卷75《韦云起传》,第2631页。
(27)《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28)《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第6328页。
(29)《资治通鉴》卷13,第6026页。
(30)《北史》卷95《獠传》,第3155、3157页。
(31)廖国强:《唐代前期奴婢数量缩减的原因初探》,《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
(32)《资治通鉴》卷13,第5983―6153页。
(33)《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4)《北史》卷95《獠传》,第3155页。
(35)《新唐书》卷222下《南蛮传下》,第6327页。
(36)《资治通鉴》卷17,第8261页。
(37)岳纯之:《唐朝前期民间群体性反叛的原因与处置》,《兰州学刊》,2009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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