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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牒常识] 魏晋至唐、五代谱牒的盛与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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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12 02:39: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魏晋至唐代的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时期谱牒的盛行及其作用

谱牒是有文字以来,始终伴随着家族组织的一种文献,是家族组织的构成条件之一。什么时候家族制度发达,什么时候谱牒也就盛行。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形成后,人们根据家族的门第来选官、品人、联姻,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身份也不同。天下的家族那么多,人们怎么知道哪家是士族,哪家是庶族?即使同一姓,天下同姓的人也很多,又怎么知道谁出身琅琊王氏,推出身太原王氏?魏晋南北朝时战争连绵,家族迁徙频繁,怎么防止庶族迁到新地方后冒充士族高门?这就需要有一种文献把天下的士族记载下来,人们根据这种记载来确认谁是士族,淮是庶族,谁是高门,谁是卑门。这种文献就是谱牒。

一、谱牒的兴起及其形式

谱牒在历史上曾经兴旺过一阵子,后来随着宗法式家族制度的瓦解而消亡了。东汉末年到魏晋之际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形成后,谱牒又再次盛行起来,不过从内容到形式都与西周春秋时的谱牒不同了。这时称之为“谱牒”的文献,主要有三种形式:

一是家传,这是最初级的形式。

一个家族之所以在一个地方兴旺发达起来,必有几个人对家族的发展作出过杰出的贡献,或者做过朝廷要员,或者做过封疆大吏,他们的子孙就为他们立传,表彰他们的功绩,夸耀于乡里,显示自己家族与众不同,借以抬高家族的身份。我们在刘孝标《世说新语》注中看到的许许多多的家传,大都是这种东西。凡不称某人别传而称某氏家传者,大体上都是家族所的名人的合传,如《荀氏家传》中就至少有颍川荀氏一家从荀爽到荀勗的许多传记,像《袁氏家传》(汝南)、《裴氏家传》(河东)、《褚氏家传》(阳翟))、《谢车骑家传》(陈郡)等,也应都是这种合传。

谱牒的第二种形式是家谱,或叫单姓族谱,每姓每族一本。

家传是传而不是谱,只能记载家族名人事迹,不能把所有族人都记上去,光有家传还是无法搞清家族所有人的血缘关系的,于是有人以家传为基础,以家族的世系为脉络,把包括名人和非名人的所有族众贯串起来,注明他们之间的血缘关系(如某是某之子,某系某之父等等),这就是家谱了。裴松之《三国志》注中引到的《崔氏谱》(博陵)、《郭氏谱》(太原)、《陈氏谱》(颁川)、《稽氏谱》(谯郡)、《阮氏谱》(陈留)、《王氏谱》(太原),《世说新语》注中引到的《王氏世家》(琅琊)、《袁氏世纪》(汝南).《王氏家谱》(东海)、《荀氏谱》(颍川)、《谢氏谱》(陈郡)、《羊氏谱》(泰山)、《顾氏谱》(吴郡)、《陆氏谱》(吴郡)等等,都是这样的家谱。

谱牒的第三种形式,也是最高最典型的形式是簿状、谱牒,后来又叫作《百家谱》、《东南谱》、《十八州谱》、《天下望族谱》、某郡望族谱等等。

家传、家谱都是私家撰述,不具法律效力,必须有一种得到朝廷认可的官撰的谱牒,才能据以确定谁是士族,谁是庶族.才能据以选官、论人和通婚。官修的谱牒不是某一姓的家谱,而是全国或某一郡所有士族家谱的汇编或选编,所以叫作“百家谱”(百指约数)等等。在这种官撰的谱牒中,把天下所有士族的姓氏、郡望都列进去,每姓士族又都详细列其成员的名字、官位及血缘关系,这就是簿状或谱牒。所谓“考之簿世然后授任”(《太平御览》卷二一四引《晋阳秋》),“有司选举必稽谱籍”(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指这种官修的谱牒。官修谱牒不仅同士族的仕途性命攸关,而且是一项十分繁难的工作,要对所有自认为是士族,并将其家谱上之于官的家族进行甄别、认定,还要根据情况的变化不断修订与重撰,所以朝廷设立专门的常设机构图谱局主持撰修工作,置郎和令史等官来执辈(《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载沈约语),并汲收对谱牒有研究的学者参与其事。

二、谱学和谱家

东晋南北朝时门阀士族制度充分发展,士族、非士族要根据谱牒来确认,人们入仕做官要根据谱牒来认定门阀的高卑,所以谱牒之学就成了一种专门学问,有专门的人从事研究。天下那么大,士族那么多,它们之间的关系又那么复杂,每个家族的历史,近的兴起于魏晋之际,远的则要追溯到东汉中叶,少说也有几百年,要搞清楚他们内部和他们之间的各种关系(如血缘关系、名讳、官位、姻亲等等),确非易事。再加上许多新起的士族要求列名谱牒,而许多庶姓大族还采取冒名顶替、伪造家世等手段企图挤进谱牒,这就进一步增加了谱牒修撰的艰巨性。东晋初年苏峻之乱,把原来的谱牒焚毁了,后来重修,称为“晋籍”,其分量之大竞有东西两库(《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这样繁杂的工作,没有专门学问,不作专门研究,的确是不行的。所以从西晋以后,到南北朝时,毕生研究谱牒的不乏其人,有的祖孙几代从事谱牒研究,从而出现许多著名的谱学家。

西晋的著名谱学家是挚虞。挚氏为京兆大族,虞父模曾任曹魏太仆卿。挚虞才学通博,著述不倦,认为汉末以来天下丧乱,许多世家大族,虽子孙已不能明其祖先的事迹,辨其家族的由来,于是撰《族姓昭穆》十卷,进于朝廷(《晋书》卷五一挚虞传)。此书早巳遗佚,我们不能确知其内容了,所谓“族姓”即指世家大族式家族,所谓“昭穆”即父子祖孙的血缘关系,这是现在所知道的当时第一部记载天下土族血缘关系的正式谱牒。因为它“定品违法”,大概是触动了一些显赫的大族,为人们弹劾。它有没有成为官书,我们也不得而知,从晋武奇特诏原谅其“违法”的过失来看,大约是被钦定为官修谱牒了。

东晋南朝的著名谱学家有贾弼之、贾匪之、贾渊祖孙三人和王僧孺。贾氏为南渡的平阳大族。贾弼之在东晋太元年间由朝廷委任撰修谱牒,于是“广集众家,大搜群族”(《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撰成《十八州士族谱》百帙,共七百余卷,缮写抄定,藏在秘阁,另抄别本藏于左户。其子匪之,匪之子渊,世传其业。齐永明中,贾渊与王俭共同参撰《百家谱》,又撰《氏族要状》、《人名书》等谱牒,并行于世。谱牒研究成了贾氏世传的家学。王僧孺出身于东海王氏。他在梁代继续贾氏的研究,接成《十八州谱》七百一十卷(当是修订贾弼之之书)、《百家谱集抄》十五卷、《东南谱集抄》十卷(《南史》卷五九《王僧孺传》)。此时的谱牒之学,到了王僧孺手中,算是集大成了。

北朝官修谱牒,大抵均属集体撰述,故不见研究谱牒之名家,如魏太和中,诏各郡中正,“各列本土姓族”作为选土的依据,似乎还没有把全国士族的谱牒统到一起来。北齐的《类例》以甲门为士族,北周的《建德氏族》以四海通望为士族,似乎是他们那个小国的统一的谱牒,除《类例》知道是浮屠昙刚所撰外,《建德氏族》大概也是集体撰修的,故未留下撰人姓氏。

三、谱牒是选官和通婚的依据

门阀士族制度的主要内容是在门阀士族内部选拔官吏和相互通婚。在选拔人才和连结姻亲之前,先得查一查人才的和姻家的出身是不是士族,是第几等的士族。怎么查呢?查谱牒(又叫簿状)。只有官修的谱牒才具有法律效力,才能作为根据,所谓“有司选举,必稽谱籍而考其真伪”(《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官之选举,必由于簿状,家之婚姻,必由于谱系”(郑樵《通志》卷二五《氏族略序》一《氏族序》),就是这个意思。选拔人才首先要查人才的出身门第,那么负责选拔的官吏,包括吏部官员和州郡中正,必须对全国和本州郡的士族的情况了如指掌,否则很可能因为把寒门列入上品或把高门贬为下品而犯错误。因此不熟悉谱牒的人是不能当吏部尚书的。如南齐时,齐武帝拟用萧鸾为吏部尚书,王晏反对说,鸾不熟悉谱牒,恐不可居此官,齐武帝只好作罢(《南齐书》卷四二王晏传)。又如陈朝时,陆琼作吏部尚书,人们认为很称职,就因为他“详练谱牒”(《陈书》卷三〇陆琼传)。通婚的姻家如果不是通家之好,而是不熟悉的家族,也要先查谱牒,以免“婚宦失类”。尤其是发生婚姻纠纷时,谱牒就是解决纠纷的根据了。如王源与满璋之两家通婚,媒人刘嗣之称满氏为高平旧族,后“索璋之簿阀”查核,竟是“土庶莫辨”(沈约《奏弹王源文》,《文选》卷四十),搞不清楚了。这说明士族连姻,确实是要先查谱牒的。

四、合族与通谱之风盛行

人们的出身门第不同,政治权利和社会地位就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而门第又主要是根据谱牒来辨认的,所以有些庶族出身的官僚、富户,就企图通过权势成金钱,胁迫或买通士族中的某些人,与士族合为一族(首先得是同姓),将自己的家族上到士族的谱牒中去,从而挤进士族的行列,这就是所谓的合族和通谱。这种采取非法手段合族、通谱的事例,史不绝书。

如宋时刘延孙为彭城大士族,而宋皇帝刘氏虽自云出身彭城,但实系庶族,与延孙本不同宗。宋文帝为了攀上士族,与延孙合族,并使诸子同延孙序亲。对于皇帝来与自己合族,延孙也只好接受(《宋书》卷七八刘延孙传)。北魏太武帝外祖父杜豹死在濮阳,要改葬于邺。杜豹为魏郡庶姓,太武帝嫌不光彩,要在杜姓士族中找一人营护葬事,结果找到京兆杜铨。葬事营毕,杜铨遂与魏郡杜氏合族(《北史》卷二六杜铨传)。这些是皇室、贵戚同士族合族的例子。

至于民间的合族通谱就更多了。皇室与士族合族,可以公开进行,而一般的庶族要与士族合族,除了要取得与之合族的士族的同意之外,还要买通撰修谱牒的官员,否则就不能合法化。例如贾渊掌修撰谱牒,有一个叫王宝泰的人,买通贾渊,要把自己的家族上到江左第一大高门琅琊王氏的谱中。事未成而破告发,按律贾渊当处死,由于其子向皇帝叩头流血乞免,才免去死罪(《南齐书》卷五二贾渊传)。可见当时这种买谱、卖谱的事件也是很多的。

唐代谱牒的重修及其衰落

隋唐废中正、兴科举,朝廷用人主要根据考试成绩,不再完全依据士族的门第出身,士族已经失去了政治上的特权,士族这个头衔只是一种社会身份的体现了。因此谱牒也不再具有从前据以选官、品人的作用了。可是唐初还屡修谱牒,而且声势很大。究其用意,主要是唐太宗等人企图以唐朝皇室和功臣为主要成份.培植一个新的士族集团,用以代替山东士族和东南望族的旧士族集团,作为白己的社会基础,巩固唐王朝的统治。这个新培植的士族集团,要取得社会的承认和法律上的确认,就必须写到谱牒中去。所以唐初的屡修谱牒,不过是一种培植新士族、贬抑旧士族的措施或行为罢了。



一、唐初谱牒的重修过程

唐初大规模的修撰谱牒共有三次。

第一次是贞观初年。唐太宗命高土廉、韦挺、岑文本、今狐德棻等主持撰修谱牒。高土廉等于是召集四方娴熟士族门阀的官吏、学者参加,并广泛搜集天下的谱牒,参考史传,辨其真伪,于贞观十二年(638年)奏上《氏族志》一百三十卷(此据《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橄文志》作一百卷)。高士廉等人大概没有领会到店太宗命修谱牒的意图,是为了抬高新士族的地位,“崇重今朝冠冕”,仍然按照南北朝以来的传统,把山东士族崔、卢、李、郑等姓列第一等,这就触怒了唐太宗,发了一大顿脾气,指示按照“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的方针重修,然而颁布天下,依以为准。

第二次是高宗时。此时武则天当政,中书令许敬宗以贞观《氏族志》未载武氏的族望,吏部尚书李义府也以《氏族志》中没有李氏的世系,于是奏请改修。显庆四年(659年)下诏,任礼部郎中孔志约、著作郎杨仁卿、太子洗马史玄道、太常丞吕才等主持其事,凡在唐朝得五品以上官职者均可入选,这就把士族的范围大大地扩大了。书成,改名为《姓氏录》,颁行天下,同时将贞观《氏族志》收缴焚毁(《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第三次是中宗复位之时。当时左散骑常待柳冲认为《氏族志》、《姓氏录》颁行已近百年.士族兴衰变化很大,于是上表请加以改修。中宗命冲与左仆射魏元忠及史官张锡、徐坚、吴耀等八人依据《氏族志》重新修撰,几经波折,至玄宗即位,才撰成《姓族系录》二百卷奏上,复又命柳冲及著作郎薛南金刊定(《旧唐书》卷一八九柳冲传)。此后唐代就没有再修过谱牒了。唐初,士族还保持着虚假的高贵社会身份,所以那些新贵们还想用重修谱牒的机会挤进士族的行列,此后则已没有这个必要了。

二、唐代谱学抑制旧士族的性质

如前所述,唐初屡修谱牒的目的是为了抬高新贵们的地位,培植一个以皇室和功臣为主体的新士族集团。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在重修的谱牒中贬抑旧士族的地位,否则新贵们的地位是提不起来的。唐代谱学的这种抑制旧士族的性质,在太宗、高宗两次修谱的过程中表现得很充分。

高士廉等修《氏族志》奏上,唐太宗命令不准沿袭南北朝以来以山东士族为高门的惯例,而要以当今的官品作门第高低的根据,没有做本朝高官的士族,即使崔、卢也好,李、郑也好,王、谢也好,都得把门第品级降下来。原稿中列第一等的清河崔民干,一下子降到了第三等,这对于以门第高贵妄自尊大的旧士族,无疑是巨大的打击。

高宗时修《姓氏录》,凡本朝官至五品以上均得列为士族,许多一字不识的穷汉出身的人,因当兵有军功而官至五品者,也都成了士族。这样做虽然有点滑稽,但却等于说当士族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地方,它抑制旧士族的意义是十分明显的。

也正因为这一点,《姓氏录》遭到了旧士族的疯狂攻击,说它是“勋格”(意思大约是一种职官品级的表格),他们自己反而认为被收进《姓氏录》是一种耻辱。旧士族不愿由己被收入“勋格”,而修谱者却偏要把他们收进去,让他们同那些“兵卒以军功致五品”(《旧唐书》卷八二李文府传)的人坐在一条板凳上,表示旧士族的地位也不过如此,故意使旧士族面子上难堪。

三、唐初的谱学和谱家

唐初的谱学虽然也很兴盛,但作用同南北朝的谱学完全相反,不是维护旧士族,而是贬抑旧士族,维护新士族了。因此,谱学家的任务就变成了论证新士族的合法地位,维护新士族的利益了。

唐初的著名谱学家中首先要介绍的是路敬淳。他是高宗、武后时人,勤学不倦,对于历代谱学素有研究,对于各个士族的门第姓望,能究其根源枝派,曾撰《著姓略记》十卷行于世。史称“唐初姓谱学唯敬淳名家”,其他各家“皆本之路氏”(《旧唐书》卷一八九路敬淳传)。

另一名家是柳冲,他曾主持修撰《姓族系录》,“好学多研”,是路敬淳以后的第一人。唐代谱学为柳氏家学,后其族人柳芳著《氏族论》,是对魏晋以来的谱学进行理论上的总结的第一篇论文,为后世研究谱牒的人所必读(《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比柳冲稍后的有韦述,亦是唐代谱学名家。他雅好谱学,在秘阁见到柳冲等撰《姓族系录》,非常喜爱,乃于工作之余,亲手抄录,另撰成《开元谱》二十卷(大约是《姓录》的节本)(《旧唐书》卷一○二韦述传)。柳芳《氏族论》“唐兴,言谱者以敬淳为宗,柳冲、韦述次之”(《新唐书》卷一九九柳冲传),应是不假的。


唐初谱牒的形式也同魏晋南朝一样,分为私修的单姓族谱和官修的天下望族谱两种,前面说到的几次重修谱牒,即是指后一种。

隋唐的单姓族谱,如《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和《通志·艺文略》中提到的许许多多某氏某姓家谱,我们至今只发现了两件原件的残片(见《吐鲁番出土文书》第三册,第64180-184页),都是用方框、线条、箭头表示的世系图表,详细注明每人的血缘关系、名讳、官职及配偶的姓氏名字等,图画清晰,抄字工整,人们看去,一目了然。


官修的望族谱,却在敦煌石室中发现了几种残卷,其中以题为《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的最为完整和典型。它的内容是按照唐代的政治区划,依道、州、郡的次序排列,每一郡列出该郡的望族姓氏,少者三姓(如凉州西平郡),多音四十姓(如雍州京兆郡)(参见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考释》、《新集天下姓望氏族谱考释》、《敦煌石室出残姓氏书五种考释》(均载《蜡华山馆丛稿》):多贺秋五郞:《中国宗谱的研究》上卷第一章。)。据我们看,这大约是官修谱牒的一种提纲,而不是修成的谱牒。因为光列每郡的几个望族姓氏,而不列出某一个人是不是属于这个望族,是起不到谱牒的作用的。

四、唐初的合族与通谱

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的没落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衰颓,旧士族的政治特权虽已消失,但却还保持着相当高的社会声望。新士族中的一些无耻的人,并不以家族列入士族为满足,仍然趋附旧士族的这种声望,想方设法同旧士族合族、通谱,追求旧士族社会身份高贵的虚荣。

如李敬玄系庶族出身的新士族,长期做吏部尚书,三次娶妻都是山东士族,仍嫌门第不高,而与赵郡李氏合谱(《旧唐书》卷八一李敬玄传)。李义府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令,也嫌自己门第不高,谎称自己出身赵郡,与赵郡李氏叙昭穆。给事中李崇德是真正的赵郡李氏,迫于李义府的权势,只好答应。后李义府犯罪遭贬,李崇德即削除其谱牒。不久,李义府再为宰相,于是衔根在心,使人诬陷李崇德,竟至下狱自杀(《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

杜正伦虽出自京兆杜氏,但已随祖落籍相州,不是杜氏的嫡支,身居宰相,还硬要挤进杜氏的嫡系中去,京兆诸杜不同意,于是他向皇帝建议开凿杜固(诸杜所居之地),以水灌杜氏(《新唐书》卷一○六杜正伦传)。

王锷官至同平章事(宰相)。为了得到一个虚假的门望,竟无耻地认太原王翃为从父,甘愿去做人家的儿子,并以提拔王翃子弟多人为“名宦”作交易(《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可见他们为了换到一个山东士族的假门第,用了多么卑鄙的手段。唐太宗批评旧士族“无礼”、“无耻”,其实新士族在这一点上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都是一丘之貉。

唐末五代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时期
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的谱牒的衰绝

谱牒是适应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需要而兴起的,在唐末五代,随着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的瓦解,谱牒彻底衰绝了,专门研究谱牒的谱学也消失了,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已经彻底瓦解。

一、谱牒衰绝的过程

如前所述,直到唐代中叶,维系世家大族式家族和门阀士族制度的谱牒,还在不断地重修,谱学还相当兴盛,谱学家也代不乏人。可是,在唐中叶以后,尤其是唐末五代以后,情况就完全变了。这时谱牒已经散亡,谱学已经衰绝,我们甚至已无法举出一个有影响的谱学家来了。这说明世家大族式家族组织彻底瓦解之后,维系它们的统治的谱牒和谱学已完成它的历史使命,而被送进了博物馆。那种专门记载士族门第高下、研究人们血缘世系的官修的谱牒,藏于官府的正本,即人们据以选官和联姻的天下望族谱,因为长期战争和频繁的改朝换代,大多毁于战火。后唐时豆卢革说,朝廷选官,据以考查世系的“文书不完”(《新五代史》卷二八豆卢革传),就是指的谱牒已经残缺散佚了。至于藏于私家的副本和单姓谱,或者毁于战火,或跟着它的主人及庄园一齐被消灭,或者在逃亡流徙中散失。五代时,豆卢革一次问侍中郭崇韬:“汾阳王(指郭子仪)是代北人,你祖居雁门,是不是他的后人?”崇韬问答说:“经乱失谱牒。曾听先父说:去汾阳王已经四代。”(《旧五代史》卷五七郭崇韬传)可见在战乱中丧佚谱牒是普遍现象。由于谱牒在当时已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对于它的散亡人们已不怎么关心,也没有必要进行重修。谱牒既然在政治上已没有什么重大的作用,研究它就没有多大价值,谱学和谱学家自然也就跟着绝迹了。从北宋以后,许多学者曾经一再谈到过谱牒衰绝的这个过程。如苏洵说,自唐朝衰亡,谱牒就废绝了(苏洵:《苏氏族谱谱例》,《嘉佑集》卷十三);胡应麟说,自五代以后,人们已不崇尚门阀,谱牒之学,遂绝而不传(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庚部卷三九);归有光说,魏晋以后,根据门阀高下来选官,所以谱牒之学特别兴盛,直至李唐,还十分崇尚,五代衰乱,谱牒就荡然无存了(归有光《龙游翁氏宗谱序》,《震川先生集》卷二)。他们说的谱牒衰绝的过程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二、北宋以后人们均已不知自己的统系来处

谱牒是记录士族的世系源流、血缘亲疏、门第高下的簿籍,是用来区别人们身份地位的高低贵贱的依据。一家士族几代以至十几代的发展、繁衍情况及履历宦绩,都在谱牒上记载下来,所以他们对自己家族从始祖以下(一般是从魏晋以来)的历代祖先,叫什么名字,任什么官职,都了如指掌,家族内部支派分析的发展脉络,清清楚楚,人与人之间的血缘关系的亲疏远近也十分明确。当谱牒衰绝之后,到五代北宋时期,情况就完全变了。历代皇室以至达官显宦大都出身于庶族地主,还有不少贫穷士子通过科举爬到高位,他们中很少有人能搞清楚自己五代以上的祖先是谁,即使有的人本人心中有数,但也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草野之民。例如宋初的几位宰相,范质、王溥的家世,只能数到他们的父亲,魏仁浦幼时孤贫,父亲叫什么名字,史书上都没有记载,赵普的世系虽然能数到曾祖父,再往上也搞不清了(这种情况均见《宋史》本传)。他们都是靠中进士这条路爬上高位的,并非由于家族的荫庇。由于没有了谱牒的记载,家族的世系脉络只能靠口耳相传,时间一久,谁是谁的祖先,谁是谁的子孙,在世的人相互间是什么血缘关系,也就搞不清楚了,家族的世系成了一笔糊涂账,即使那些确实出身于历史上的门阀士族的人们,比搞不清自己的来历了。这就是张载、程颐等人说的人们都已不知道自己的“统系来处”的意思。(张载:《经学理窟。宗法》,《张载集》第258页;程颐:《伊川先生语》,《二程集》第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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