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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故] 宋朝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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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2-3 22: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10世纪60年代到13世纪70年代建立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960年在开封建国,1127年政权南迁后建都临安(今浙江杭州),1279年被元朝灭亡。习惯上称1127年前的宋朝为北宋,1127年后的宋朝为南宋。
北宋政治
北宋建国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确立
北宋建国和消灭诸割据势力
    五代后周显德六年(959),后周世宗柴荣病死,他的幼子柴宗训继位。次年正月,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今河南封丘东南陈桥镇)发动兵变,率军返回开封,夺取皇位,建立了宋朝,改年号为建隆,定都于开封(见陈桥兵变)
    宋朝建立时,北边有劲敌辽朝和在辽朝控制下的北汉,南方有吴越、南唐、荆南、南汉、后蜀等割据政权。宋太祖赵匡胤在平定李筠、李重进叛乱后,依照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经济富庶的南方诸国,准备在此后北向收复燕(今北京)(今山西大同)等州。
    乾德元年(963),宋太祖出兵荆南,占领江陵府(今湖北江陵),荆南主高继冲投降,宋军继续向湖南进发,击败抵御的守军,擒湖南主周保权,平定了湖南。
    乾德二年至三年,宋军自剑门、夔峡两路进攻后蜀,连败后蜀军的反抗,迫使后蜀主盂昶归降。
    开宝三年(970)至四年,宋发兵岭南,负隅兴王府(今广东广州)的南汉主刘昶投降。
    开宝七年至八年,宋发兵进攻南唐,战舰沿江而下,歼灭南唐军主力,包围江宁府(今江苏南京),南唐主李煜投降。
    宋太宗赵炅继位后,使用政治压力,迫使吴越钱俶和割据漳泉二州的陈洪进相继纳土归附,两浙、福建亦纳入宋的版图。
    宋太祖曾两次发兵进攻北汉,未获克捷。太平兴国四年(979)初,宋太宗亲率大军北征,他采用了围城打援的战法,派潘美等率军四面合围太原,并击败了辽朝援兵,北汉主刘继元被迫投降。至此,安史之乱以来的两百多年的藩镇割据局面,基本上结束了。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空前加强
    在消灭各封建割据政权的同时,宋太祖、宋太宗还逐步加强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统治。安史之乱以来,藩镇之所以能够与中央皇室对抗,主要在他们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掌握和控制了地方的各种权力。为改变这种情况,宋太祖采取如下措施:
    ①稍夺其权。为削弱节度他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派遣中央政府的文臣出任知州、知县,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以京官权知。这一制度逐步推行后,到宋太宗初年,西北边境州郡也都换上了文官。宋代虽然保留了节度使的名义,但在北宋初年,事实上已降为某一州郡的长官,后来更徒具空名,而下到节度使驻地赴任。即使如此,宋太祖仍恐州郡长官专权,一面采取三年一易的办法,使州郡长官频频调动,一面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政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
    ②制其钱谷。宋初于各路设置转运使,将一路所属州县财赋,除诸州度支经费外,全部运输至宋统治中心开封。前此藩镇以留州留使等名目而截留的财物,一律收归中央。
    ③收其精兵。宋太祖继承了周世宗的许多做法,派遣使臣到各地,选拔藩镇辖属的军队,凡其材力伎艺有过人者,皆收补禁兵,聚之京师,以备宿工。藩镇的兵权也逐步被剥夺净尽。与此同时,在次第削平南方诸国后,下令拆毁江南、荆湖、川峡诸地的城郭,于是可能被藩镇用来抗拒中央的城防也被撤除了。
    在上述变革之下,全国各地的兵也收了,财也收了,赏罚刑政一切收了,从而极大地加强了中央政府的统治力量。就宋代行政体制看,收乡长、镇将之权悉归于县,收县之权悉归于州,收州之权悉归于监司,收监司之权悉归于朝廷以大系小,丝牵绳连,总合于上,把中央集权制强化到空前未有的程度。前此那些藩镇割据势力被完全铲除。在宋朝统治的三百余年中造成一个无腹心之患的统一的政治局面。
    军队和官僚机构是维护和运转中央集权制的两个重要工具,宋太祖、大宗采取种种防微杜渐的政策和措施,极力使这两个工具适应专制主义的需要,从而表现了皇帝权力的空前加强。范浚在《五代论》中指出:兵仅所在,则随以兴;兵权所去,则随以亡。这些话揭示了唐末五代以来,在政治局面变换中,兵权所起的决定性作用。从小军官到殿前都点检,又从殿前都点检跃上皇帝宝座的赵匡胤,十分懂得军事力量的重要作用。因此,宋太祖太宗所制定的军事政策便具有了极其鲜明的时代特点。
    有关杯酒释兵权的记载虽富有戏剧性,未必全都属实,但与赵匡胤一道起家,并作为赵匡胤的义社兄弟的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大将不再掌握军权,则是极为明确的事实。以后又废除殿前都点检和侍工亲军马步军都指挥司,禁军分别由殿前都指挥司、侍卫马军都指挥司和侍卫步军都指挥司,即所谓三衙统领。禁军领兵权之析而为三,以名位较低的将领掌握三衙。宋初制军的这些措施都意味着皇权对军队控制的加强。与此同时,宋初还建立了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设枢密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使与三帅各有所司:天下之兵,本于枢密,有发兵之权,而无握兵之重;京师之兵,总于三帅,有握兵之重,而无发兵主权。调兵权与领兵权析而为二,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
    宋太祖总结了历代的统治经验,认为可以为百代之利者,唯养兵也,因而确定了募兵养兵制度(见募兵制)。宋政府每年招募大量兵士,特别是荒年募兵更成为一项定制,其后的嗣君们谨守不变。被迫离开土地的农民以及流浪汉,所谓失职犷悍之徒,还有在死亡线上挣扎的饥民,这些本来足以危害宋专制统治的各种社会力量,通过募兵养兵制度,转化为维护宋专制统治的军事力量。
    历代统治者都依赖军队以加强其专制统治。赵宋王朝对军队依赖的程度更超过前代。宋东京开封是无险可守的四战之地,实现其强干弱枝由中制外的政策,就只能把重兵屯聚在京畿。于是举天下之兵宿于京师屯兵于内,连营畿甸以兵为险,便成为宋王朝的基本方针。赵匡胤之所以重视募兵养兵制度,这是重要原因。宋初统治者虽然从根本上认为养兵为百代利,但又恐怕军队也可能因这样那样的事故而发生变乱,因而又制定了许多政策和措施,加以预防,其中主要的有:
    ①兵将分离政策。利用更戍法,将屯驻在开封的禁军轮番到各地戍守,或移屯就粮,定期更换。名义上使士兵们习山川劳苦,远妻孥怀土之恋,实际上是借着士兵们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以避免对皇权造成威胁。
    ②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京畿,一半戍守各地。宋神宗赵顼对这种做法加以解释说:艺祖养兵止二十二万,京师十万余,诸道十万余。使京师之兵足以制诸道,则无外乱,合诸道之兵足以当京师,则无内变。内外相制,无偏重之患。实际上,这种内外相制的政策,不仅体现于京师与诸道之间,而且也体现于皇城内外、开封与府畿各县之间兵力的平衡。在这种政策的作用下,军事能力无形中削弱了不少。
    守内虚外政策。宋初统治者目睹五代以来内部多变的景象,使他们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内患外忧更为可怕。宋太宗曾说:国家若无外忧,必有内患。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惟奸邪无状,若为内患,深可惧也!因此,他们总是把假想敌放在国内,没有把注意力放在边境。宋朝面对辽朝强大的军事压力,并未采取认真、有效的对策。
    对官僚制度和官僚机构,象对待军队一样,宋代的最高统治者们也极尽防制之能事。历代宰相居中央政府首位,具有事无不统的大权。宋太祖唯恐宰相权柄过大,不利于皇帝专制,因而采用分化事权的办法削弱相权。军政大权归枢密院掌握,而财政大权则由三司使掌握,宰相所掌仅限于民政了。在军、财、民三权分立中,枢密使与宰相对掌大政号为二府,皇帝利用这两者间的异同,发号施令,独断专行。宋初不仅以三权分立的办法削弱相权,而且还设置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和三司副使,作为宰相、枢密使和三司使的副贰,与各部门长官发生制约作用,以削弱各部门长官的权力。与此同时,宋又提高了御史台、谏院等台谏官的权力和地位,许其风闻言事,纠举、弹劾各级官员特别是宰执大臣等高级官员,作为皇帝的耳目,以利皇帝的专制统治。台谏气焰日盛,宋仁宗赵祯时,宰执大臣的任用去留往往取决于台谏,因而不少做宰相的不得不屈从于台谏的意向行事,宰相权势更加削弱、下降了。
    此外,在设官分职、科举考试制度等方面,也都具有它的时代特点,体现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加强。
    宋太祖、太宗建立的一些制度,大大加强了宋朝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造成了统一的政治局面,为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但是由于以防弊之政,作立国之法,一些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政策和措施,转化成为它的对立面,冗兵冗官冗费与日俱增,使宋封建国家陷于积贫积弱的局势中。
北宋社会阶级结构和赋役制度
社会阶级结构
    宋朝将全国居民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类。乡村主、客户的差别,主要是以土地资产的有无来划分。主户是土地和资产占有者。依照占有数额的差别,分为五等。第一等户大致是占有土地三、四顷到几十顷、上百顷的大地主,第二、三等户是土地较少的中、小地主,三等户中也有自耕衣。上三等户习惯上称为上户,大致上属地主阶级。上户中还包括官户和形势户。官户可以免除差役和杂税等。第四、五等户,习惯上称为下户。第四等户仅有少量田产,第五等户田地更少,很多是半自耕农,第四、五等户占主户的大多数。乡村客户主要是佃农,他们全无田地,主要依靠租种地主的田地为生。宋朝的客户一般不是地主的私属,也被编入户籍,成为国家的正式编户,交纳身丁钱和负担夫役,部分客户直接负担二税。宋廷逐步明确规定了客户的迁移手续和社会地位。客户在户口统计中,约占总户数的百分之三十五左右。
    地主占有土地、剥削客户的主要手段是收取地租。租佃关系已经成为宋朝主要的剥削形态。地主和佃客之间订有口头或书面租佃契约。宋初比较通行的剥削方法是分成租制,地租一般都占收获的五成以上。少数客户自有耕牛,耕种所得一般与地主对分。相当多的客户没有耕牛或农具,向地主租赁,一般要把收获物的六成以上交给地主。另一种剥削方法是定额租制,由地主规定地租定额。在租佃制下,佃客对生产有较多的支配权,但地主可以随意增租。
    工匠是手工业中的直接生产者。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都采用一种介于征调和雇募之间的差雇制,轮流征调工匠服役,给予雇值和食钱,民营手工业则普遍采用和雇制,雇主和工匠之间一般出于双方情愿。官营手工业也有采用和雇制的。有些经济发达的地区还出现众多的机户,如梓州(今四川三台)有几千家,但机户常被官府或官吏强迫织造匹帛,而且少给或拖欠工钱,以致破产失业。
    州县城郭内还居住着许多富裕的商人。汴京资产达百万的富商很多,超过十万者比比皆是。如著名的大桶张氏以财雄长京师,许多士大夫也利用一切机会贩运货物,牟取暴利,日取富足。社会上逐步改变了贱视商人的传统观念,商人成为封建国家的四民”(士农工商)之一,取得了齐民的资格。国家允许商人中的奇才异行者参加科举,也允许其子弟参加科举。商人还可通过接受朝廷的招募为封建国家管理税收,向官府进纳钱粟,充当出使随员,跟宗室或官员联姻,交结权贵等途径获得一官半职。商人一般都要购置土地,把部分商业资本转化为田产,使自己变成单纯的地主或商人兼地主。
    替地主、富豪家庭服役的奴婢,部分来自雇佣,部分来自买卖或抵债,被雇佣的奴婢在法律上被称为人力女使。人力和女使跟雇主一般订有雇佣契约,写明期限、工钱或身子钱等项。法律规定,主人不得随意打死奴婢,不得私刺其面。奴婢的身分地位比前代提高较多,标志着宋代社会中奴隶制残余的进一步削弱。
赋役制度
    北宋田赋主要是征收夏秋两税,大致按照每亩征收一斗的定额课取,如江南个别地区仍沿袭十国旧制,亩税三斗。各地历史情况和生产水平不同,因而税额也有一些差别。夏税征收钱币或绸、绢、绵、布、麦等实物。在实际征收二税时,还常常采用支移、折变办法,使纳税户的负担更繁重不堪。此外,还有身丁税(身丁钱)、杂变(沿纳)、和籴、和预买、科配等税目。宋时赋税苛重,故南宋朱熹也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服役方面,分为职役和夫役。宋初职役,实行差法,由乡村主户担任,如衙前主管运送官物、看管府库等,按照规定,由第一等户轮流充当。里正、户长、乡书手负责督催官府赋税,里正由第一等户轮差,户长由第二等户轮差,乡书手由第三等或第四等户轮差。耆长、弓手、壮丁负责社会治安,由第一等或第二等户轮差耆长,第三等户轮差弓手,第四等或第五等户轮差壮丁。第三、四、五等户还轮差斗子、掏子、栏头、秤子、拣子、库子等役。上等户常因职役过于繁重,千方百计逃避,将负担转嫁给下等户乃至客户。夫役是自耕农、佃农负担的无偿劳役,如修浚河道、营建土木、运输官物等。夫役一般按人丁户口科差,但官户享有免役特权,实际负担夫役的是下户。客户作为国家的编户,也要按丁口负担夫役。
    有些上户采用诡名寄产或诡名挟佃的办法,把全部或大部田产诡称献纳于僧寺、道院,或者假立契书,诡称典卖给官户、形势户。还有一些上户以及官户则诡立许多户名,把产业、人丁化整为零,想方设法,将本户列入贫下单丁的户籍,借以避免纳税和服役。因此,繁重的赋税和夫役,往往落到中、下户以及客户身上。他们为了避免重负,有的去为商贾、僧道,有的逃亡佣作。
北宋与辽、西夏的和战
宋太宗收复燕云战争的失利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乘灭北汉之势,移师辽南京幽都府(今北京),企图一举收复为石敬瑭割让契丹的燕云地区。
    宋军初战获胜,连下易(今河北易县)、涿(今河北涿县)等州,嗣即因辽军的苦守待援,不得不屯兵于坚城之下。宋太宗率军于高梁河(今北京西直门外)与辽援军展开激战。在耶律休哥、邪律斜轸等军夹击之下,宋军大败,宋太宗中箭,急乘驴车逃走,从此不再亲临战场。雍熙三年(986),宋军再次发动了大规模的攻势战。东路主力由曹彬率领,自雄州(今河北雄县)北上,攻涿州;中路田重进军出飞狐(今河北涞源),攻蔚州(今河北蔚县);西路军由潘美、杨业率领出雁门(今山西代县),攻山后诸州。宋方的战略意图是以东路军牵制住辽的主力,使西、中两路乘隙攻取山后诸州,然后三路大军合击幽都府。
    宋西路军进展迅速,连下寰(今山西朔县东)、朔(今山西朔县)、应(今山西应县)、云(今山西大同)四川,中路军亦攻占了蔚州。东路宋军主力连续受耶律休哥军的阻击和骚扰,虽然攻占了涿州,而粮道被切断。在辽承天皇太后亲率援军和耶律休哥军攻击下,宋东路军于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大败溃散,伤亡惨重。西、中两路军因此被迫撤军。西路军杨业由于得不到主帅潘美的支援,在陈家谷口(今山西宁武东北)战伤被俘,绝食三日而死。
    宋太宗两次攻辽失败,便放弃收复燕云的打算,只在河北平原上疏浚、沟通沿边河道,使西起沉远泊(今河北保定北)、东达泥沽海口(今天津塘沽南)的屈曲九百里之地,遍布塘泊,筑堤贮水,沉远泊以西则依靠种植榆柳林木,设置寨、铺,派兵戍守,以与辽朝相对峙。
辽军不断南侵宋、辽澶渊之盟
    在宋取守势后,辽朝对宋却展开攻势。就在宋军第二次收复燕云战争失利的冬天,辽数万骑逾燕山南下,宋军刘廷让率军阻击,分精兵与李继隆,令其支援,而李继隆逃至乐寿(今河北献县),坐视刘迁让军数万人被歼于君子馆(今河北河间北)。自此,辽利用其骑兵优势不时进扰。咸平二年(999),辽承天皇太后、辽圣宗耶律隆绪率兵南下,宋将傅潜率大军驻定州(今河北定县),闭门自守,不敢出战。次年正月,辽兵到瀛州(今河北河间),大败宋军,擒宋将康保裔。咸平六年,望都(今属河北)之战,宋将王继忠兵败降辽。景德元年(1004),辽承天皇太后、圣宗又以收复瓦桥关(今河北雄县旧南关)以南地区为名,发兵南下,回避不少城市的攻坚战,直趋河边的澶州(今河南濮阳附近),对宋的都城开封构成严重威胁。
    宋朝大臣王钦若主张放弃东京逃跑,迁都异州(今江苏南京),陈尧叟主张迁都益州(今四川成都),只有新任宰相寇准等少数人力请宋真宗赵恒亲往澶州前线督师,以振作士气。这时寇准倚重的将领,是在历次抗辽战斗中屡立战功的杨嗣和杨延朗(杨业之子,后改名延昭)。杨延朗上疏,建议饬诸军,扼其要路,众可歼焉,即幽、易数州可袭而取,但未被采纳。宋军在澶州前线射杀辽南京统军使萧挞览,辽军士气大挫。宋真宗进入澶州后,两军处于相持局面。
    辽军的南侵,原是以掠夺财物和进行政治讹诈为目的,及侵入宋境后,因屡受挫败,就示意愿与宋朝议和。这恰好符合了宋真宗的意愿。他只盼辽军能够尽快北撤,不惜代价。十二月,宋、辽商定和议,交换誓书,约定:①宋朝每年交给辽朝绢二十万匹、银十万两;②沿边州军各守疆界,两地人户不得交侵,不得收容对方逃亡盗贼;③双方不得创筑城堡、改移河道。此外,还约定辽帝称宋帝为兄,宋帝称辽帝为弟。这就是所谓澶渊之盟。澶渊之盟后,王钦若转而在宋真宗面前攻击寇准,说寇准把宋真宗当作孤注一掷,订立城下之盟是大耻辱。宋真宗罢免寇准,改任王旦作相。此后,宋朝裁减河北戍兵一半、沿边戍兵三分之一。
宋与西夏的和战
    宋太宗时,占据夏州(今陕西横山西)一带的党项族首领李继迁受辽封号,称夏国王。淳化二年(991),宋赐李继迁名赵保吉,授银州观察使。李继迁不受,攻扰宋沿边诸州,宋朝下令禁止夏州青白盐入境,断绝贸易。此举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沿边依靠贩卖青白盐为生的大批熟户,投奔李继迁。至道二年(996)春,宋军护送大批粮草赴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在浦洛河为西夏伏兵袭击,粮草全被夺去。同年秋,李继迁领兵攻宋灵州。宋太宗派兵分五路去解灵州之围,宋军有的半路析回,有的遇敌不战,仅两路宋军进至乌、白池,与夏军大小战斗数十次,宋军始终不能取胜。关西民夫向灵州运粮,沿途饥渴困苦,遭受攻击,死十余万人。此后数年内,李继迁相继攻下灵州、西凉府(今甘肃武威)
    李继迁后来战死,子李德明继位。他为了专力攻取河西诸州,遂改变策略,与宋修好。景德三年(1006),宋册封李德明为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每年银一万两、绢一万匹、钱三万贯、茶二万斤,并重开榷场,进行贸易。宋仁宗赵祯即位后,又在边界增设三处榷场。此外,民间贸易也相当频繁,出现了商贩如织的景况。
    李德明死后,子元昊继位,将都城兴州(今宁夏银川)升为兴庆府,宝元元年(1038)称皇帝,国号大夏(西夏),改元天授礼法延祚(见西夏景宗李元昊)。这时,河西地区巳全部为西夏所占有,经济、军事实力都已比较雄厚,乃撕毁勉强维持了三十年的宋夏和约,开始攻宋。宋朝也终止按年物,禁止沿边居民与之互市。
    康定元年(1040)至庆历二年(1042),西夏每年都对宋发动一两次大规模的进攻。宋朝在西边驻军三四十万,但诸将直接听命于朝廷,作战时互不联络,互不支援,难以合力攻敌。三川口(今陕西延安西北)之战、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之战、定川寨(今宁夏固原西北)之战,宋军大将刘平、石元孙被俘,任福、葛怀敏等战死,损失惨重。官私屋舍被夏军焚毁,居民和牲畜屡遭屠掠。宋朝在屡败之后,虽也在重新部署兵力,表示要整军决战,实际上却希望能与西夏议和。西夏在与宋交战中虽多次获胜,但掳掠所获既抵偿不了战争中的耗费,也抵不上从前依照和约与通过榷场互市从北宋取得的物资。由于民间贸易中断,西夏人民生活所必需的茶、纺织品等都很缺乏,他们也都厌恶战争,希望恢复和平互市。加上辽朝不愿西夏过分强大,双方出现了嫌隙。衡量利弊,李元昊遂在庆历四年以如下条件与宋朝媾和:宋册封元昊为夏国主,夏对宋名义上称臣,宋每年夏绢十三万匹、银五万两、茶两万斤,还按年在双方的节日赠西夏银两万二千两,绢、帛、衣着两万三千匹,茶一万斤。重开沿边榷场贸易,恢复民间商贩往来。
北宋前期、中期的阶级矛盾和农民起义
川蜀农民起义
    宋初,川峡地区保留较为落后的生产关系。土地集中尤其严重,豪强地主役使着几十、几百乃至几千家旁户,世代相承,视同奴隶。旁户除向豪户纳租外,还负担官府的赋税和夫役。宋朝消灭后蜀,除向蜀地人民征收两税等常赋外,还在成都设置博买务,征调各州农民织作一些精美的丝织品,禁止商人贩卖和农民出售,并掊取茶利,使川峡人民的生路几致断绝。到淳化四年(993)二月,广大旁户在王小波领导下,在永康军青城县(今四川灌县南)发动了武装反抗斗争(见王小波、李顺起义)
    王小波宣告: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立即获得川蜀人民广泛的响应。起义军攻占青城,转战邛州(今四川邛崃)、蜀州(今四川崇庆)各县,进而攻打眉州彭山县。起义军把贪污害民的彭山县令齐元振处死,并把他搜括所得金帛散发给农民。起义队伍发展到一万多人。王小波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领袖。李顺继续贯彻均贫富的主张,凡起义军所到之处,将乡里富人大姓家中的财物、粮食,除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农民。
    淳化五年正月,起义军攻克成都府,李顺建国号大蜀,年号应运,占领了剑关以南、巫峡以西的广大地区。宋太宗极为震惊,立即派遣两路大军,分别向剑门(今四川剑阁北)和峡路进军。李顺原想在宋大军入蜀前,先派兵占领剑门栈道,但未获成功。宋军占据栈道,得以长驱直入,李顺也在战斗中壮烈牺牲。起义军余部在张余、王鸬鹚等人领导下,在川南、川东一带坚持斗争,直到至道二年(996)最后失败。起义失败后,宋朝取消了成都的博买务,川峡地区的封建生产关系得到了一些调整。
    北宋中期的农民和士兵起义宋真宗初年,益州(今四川成都)戍卒在王均领导下举行起义,占领益州,建立大蜀国。王均起义失败后数年,以陈进为首的宜州(今广西宜山)士兵发动起义,拥立卢成均为南平王,前后坚持斗争三四个月。
    宋仁宗、英宗时,小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士兵斗争在各地陆续爆发。其中声势较盛的有王伦领导的起义,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起义,王则领导的起义。庆历三年(1043)五月,京东路沂州(今山东临沂)“捉贼虎翼卒一百多人在王伦领导下起义,杀死巡检使朱进,起义士兵数量随时扩大,南下淮南路。宋廷极为震惊。七月,宋军围攻,起义军战败,王伦在采石矶被俘牺牲。同年,陕西大旱,商州(今陕西商县)农民一千多人,在张海、郭邈山、党君子、李铁枪等人领导下起义,活跃于京西十余郡,幅员数千里,官员纷纷逃窜。驻守光化军(今湖北老河口市北)的宣毅卒五百多人在邵兴率领下哗变,与起义军互相配合。邵兴进军至兴元府(今陕西汉中),大败宋军。宋朝以重兵残酷镇压起义军,年底,张海、邵兴等相继在作战中牺牲,起义失败。庆历七年十一月,河北路贝州(今河北清河境)宣毅军小校王则也发动兵变,并且利用弥勒教,与京东路德州(今山东陵县)、齐州(今山东济南)士兵和农民秘密联络。王则占领贝州后,建国号安阳,称东平郡王,改年号为德圣(一作得圣),设置官吏。宋朝调集数路兵力,并派遣参知政事文彦博主持镇压。经过六十多天的苦战,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
    广大农民和地主阶级及北宋统治集团的矛盾日益尖锐,农民、士兵的反抗斗争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士兵斗争与农民起义互相结合,是这一时期阶级斗争的显著特点。
北宋中期庞大、腐败的军队和官僚机构
    宋太祖时选练禁军,作为正规军,开宝时(968976)有禁军十九万三千人,厢军十八万五千人。宋仁宗时,为对西夏用兵和加强对内镇压,各路广募兵士,禁军激增至八十多万人,皇祐元年(1049),总计达一百四十万人,为宋代的最高数字。宋朝用来养兵的费用,竟达全国财政收入总数的十分之七八。
    宋真宗对辽和议后,兵士平时缺少训练,不识战阵,习于骄惰。禁军领取粮饷,要雇人挑运,陕西沿边的骑兵,不能披甲上马。从南方调来的禁军,自称不会打仗,见到敌人就怕得要死。河北沿边的禁军,卒骄将惰,粮匮器朽,将领不是绮纨少年,便是罢职老校,训练更是有名无实。边郡兵士平时坐食军贮,万一有警,则手不能安弦,目不能辨帜。加上将帅频繁更换,兵不识将,将不识兵,以致作战时将领和士兵上下不相附,指挥失灵。宋真宗、仁宗还经常沿用宋太宗制定的将从中驭的办法,自定阵图,交由将帅临阵按图指挥战斗,因而屡战屡败。
    宋朝官僚机构日益庞大,通过恩荫(任子)、科举、进纳、军功、胥吏出职等途径入仕者不断增加。真宗时,文武百官为九千七百余员。宋仁宗皇祐(10491054)间,增至一万七千余员,还不包括未受差遣的京官、使臣和守选的选人在内。宋英宗时,更增至两万四千员。正官之外,等候差遣空缺的人员多到不知其数,一位未缺,十人竞逐,纡朱满路,袭紫成林
    在庞大的官僚机构中,一切因循守旧,以袭守成规相标榜。有人对朝政有所建明,即被指为喜功生事;或者不顾时忌,指事陈说,则被指为沽激。官员们以因循懦默者为得计,遇事唯恐承担责任或招人非议,影响官位,腐朽的官气和暮气笼罩着整个宋朝政府。与此同时,大臣们竞相广市田宅,争求重利,文武百官无不仿效。宋仁宗时,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为俗,重禁莫能止焉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土地兼并的发展,使地主与封建国家、农民的矛盾日趋尖锐。
财政危机
    冗兵、冗官,加上最高统治集团的大肆挥霍,使宋王朝的消费逐年增加。据《宋史·食货忘》载,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全国收入一亿五千零八十五万余,支出一亿二千六百七十七万余。宋仁宗皇祐元年(1049),全国收入一亿二千六百二十五万余,而所出无余。到宋英宗治平二年(1065),财政已出现赤字。当年,全国收入一亿一千六百一十三万余,支出一亿二千零三十四万余,非常支出一千一百五十二万余,竟然短缺近一千五百万(单位均为贯、石、匹、两等)。国家财政年年亏空,不断发诸宿藏,以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宋朝的财政危机日益加深。
从庆历新政到王安石变法
    宋朝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严重,统治集团面临危机四伏的局面,士大夫们感到必须采取措施,摆脱困境。早在宋真宗初年,知扬州王禹偁建议对辽和夏州李继迁谨边防,通盟好;减少官、兵冗员,减轻税收;严格选举,使入官不滥;淘汰僧尼,减少耗费等。宝元二年(1039),同判礼院宋祁上疏,以为国用不足在于三冗三费三冗是全国有定官而无限员,各级官员比前增加五倍;几十万厢军坐耗衣食;僧尼、道士人数日增而没有限额;三费是道场斋醮,百司供费无数;京师多建寺观,多设徒卒,增添官府衣粮;大臣罢黜,仍带节度使衔,靡费公用钱。他主张裁减官兵,节省经费。所有这些足以说明,宋朝已经不能只率由旧章而无所作为地统治下去了。
庆历新政
    庆历三年(1043),宋仁宗任用范仲淹为参知政事,富弼、韩琦为枢密副使,责成他们条列当世急务,以兴致太平。范仲淹、富弼在《答手诏条陈十事》奏中认为,当时中心问题是整顿吏治。他们提出内外官吏过于冗滥,其中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的人应一律裁汰,宋仁宗采纳了这些意见,连续颁布几道诏令,规定:①改革文官三年一次循资升迁的磨勘法。注重以实际的功、善、才、行提拔官员,淘汰老病愚昧等不称职者和在任犯罪者。②严格恩荫制。限制中、上级官员的任子特权,防止权贵子弟亲属垄断官位。③改革贡举制。令州县立学,士子必须在学校学习一定时间方许应举。改变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④慎选各地长官。由中书、枢密院慎选各路、各州的长官,由各路、各州长官慎选各县的长官,择其举主多者尽先差补。⑤改进职田法。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⑥减徭役。将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东)的五县废为镇,又析王屋县(今河南济源西)并入河南府,以精简乡村役人。范仲淹、富弼还提出厚农桑修武备等建议,则并未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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