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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典故] 国宝故事:曾侯乙墓险被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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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21 05:25: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据楚天金报消息:举世闻名的曾侯乙墓,差点被爆破;当取土施工不断进行的时候,他用4年时间守住了吴王夫差剑;有人用上鄀府簠接机油的时候,他和同事一起发现了这件器皿的历史价值……他就是襄樊市博物馆退休干部刘柄。
  近日,楚天金报记者专程到襄樊采访刘柄,听他讲述亲身经历的国宝面世故事。
曾侯乙编钟险些被炸掉

  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墓,下葬年代距今已有2400余年。该墓出土的7000多件文物中,最为壮观的是一套规模巨大、保存完好的编钟(现存于湖北省博物馆)。这套编钟在地下沉睡了2000多年,但音色依然优美,能演奏古今中外乐曲。它的发现,被称作是世界第八大奇迹。
  不为人知的是,这一国宝差点在工程施工时被爆破掉了。而制止爆破的是当时襄樊市考古干部刘柄。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县(随州)还归当时的襄阳地区管辖。曾侯乙墓所在地,在一军事单位的院子内,位于随县城关镇西部城郊公社团结大队。1977年9月,该单位在这里开山炸石,平整土地,准备扩建厂房。开工后不久,该单位主管基建施工的负责人王家贵,发现施工现场有一片花色泥土,感到下面可能有古墓,便向单位负责人郑国贤汇报,随后又向原随县文化馆作了报告。
  但是施工单位没有接到文化馆的回复,只好继续施工。不久,施工现场又爆破出几件铜器。他们将铜器上缴随县文化馆,并请文化馆到现场考察。文化馆一名工作人员到现场考察后表态:“这里没有文物,可以继续施工。”
  同年12月底,施工人员又在土层中发现一片铺砌很整齐的青石板。由于此地是进出随州的制高点,加上抗战期间日寇曾侵占随县多年,于是一些人猜测,这里可能是日军当年在此修筑的地下仓库。施工单位不敢随便下结论,只好再次向文化馆报告。因为没有发现什么文字记录,文化馆人员也拿不定主意,遂向原襄阳地区文化局作了报告。
  襄阳地区当时也缺少考古专业人才。1978年3月5日,襄阳地区文化局文化考古行政负责人王少泉,邀请襄樊市考古干部刘柄(注:当时的襄樊市仅管辖襄城和樊城市区),一起到现场进行勘察。刘柄1954年开始从事野外考古,对墓葬考古颇有心得。
  3月6日12时左右,工地上刚刚放完炮,硝烟还未散尽。刘柄现场踏勘后,发现这里是典型的花白土(古代为避免地表向墓室渗水而使用的一种混合土),当即断定:下面有一座大型墓葬。随后,他根据现场痕迹,铲出了墓葬的墓口,经测量,墓葬东西长20米,南北宽16.5米。为确保墓地不再被炸,刘柄向施工单位提出了三条意见:“停止施工,保护现场,不得再放炮”。施工方当即停止施工,并派人保护现场。
  在后来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发现,爆炸施工的土层离墓棺上层最浅处仅80厘米了,如果不是及时停工,国宝可能被毁于爆破施工。
  1978年3月15日,经初步勘探,刘柄和襄阳地区的前期考古小组发现了木炭和木椁板,证实此处为古墓确凿无疑。19日,时任省博物馆副馆长兼文物考古队队长的谭维四,带着钻探专家陈锡岭赶到现场,初步确认:“这是我国已发现的第一个大型木椁墓,比马王堆1号墓大六倍,比江陵凤凰山168号墓大十四倍,构筑在岩石上——叫岩坑竖穴。”据称,这种墓穴,在南方还是第一次见到。
  谭维四认为刘柄最初提出的三条建议,有效保护了古墓免遭破坏。刘柄进而全程参与了这起墓葬的考古发掘。
  此后的发掘,举世震惊。据《湖北省随县擂鼓墩一号墓(即曾侯乙墓)调查勘探与发展工作大事记要》载:“5月22日,昨夜及今日上午抽水,墓室水又降40厘米,中室靠西壁处,可见与壁平行有两排编钟,挂于钟架上,一架七枚、一架六枚,靠南壁处可见一架挂钟六枚,架上还有空当,一小钟掉于椁底。中室东壁发现一较大铜器,器形不明。5月24日,中室编钟第二层挂的甬钟,经过清理,已有20多件开始惊艳出土。南架上有9件,西架上有15件。南侧的架子,两个做工精美的铜人支撑着钟架,其中南东端一铜人双手上举,腰佩铜剑……”
  ——至此,“世界第八大奇迹”终于重见天日。
  刘柄介绍,“发掘前,谁也不知道这里埋藏着‘世界奇迹’,制止破坏性施工只是出于文物保护的本能。”
为吴王夫差剑“守墓”四年

  春秋战国时期,吴越之争、楚吴之争互有胜负。为灭越国,公元前495年,夫差举国征召能工巧匠打造出千余把宝剑,定名为吴王夫差剑,然后亲率大军一举攻破越国,迫使越王勾践投降。那么,这些吴王夫差剑都流落到什么地方了呢?刘柄向记者讲述了守望一块墓地4年,而最终“守”出一把吴王夫差剑的故事。

  1972年底,湖北省和襄阳地区联合考古队,对当时襄樊监狱第六新生砖瓦厂蔡坡取土场的11个墓葬发掘完毕后,文物清理移交,准备回家过年。临走前,钻探专家陈锡岭出于一种职业的敏感,决定再次对蔡坡取土场的一处地面进行试探性钻探。结果发现,在距离地表约30厘米的地下,有古墓葬的土壤。经继续用考古专用洛阳铲探测,陈锡岭发现,这座古墓开口应为东西长17米,南北宽14.8米。
  陈锡岭喊来刘柄,称这里有一个大墓葬。但是鉴于省考古队资金有限,人员疲乏,短时间不会返回这里发掘。加上这座墓葬上还有很多封土,并且砖瓦厂取土的断面距离墓葬至少还有20米,4年以后才会将取土的断面推进到墓葬附近,到那时再发掘,工程量就小一些。陈锡岭请刘柄注意保护。
  刘柄当时想,如果轻易将古墓的消息说出去,这么一个敞开式的原野里,很可能引来盗墓人;如果不说出去,又不利于保护。经过对砖瓦厂的有关工作人员筛选后,刘柄找到一位可信度高的负责人说:“这里还有一座普通的墓葬,为了不影响你们取土,暂不发掘,但请施工人员注意保护。如果挖到附近时,一定要通知一下。”
  此后,刘柄便经常和这位负责人保持电话联系,并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悄悄到工地上去踏勘一下,看看取土进度和墓葬有没有损毁情况。从1972年底到1976年春,四年间,到底来回跑了多少趟,打了多少次电话,刘柄自己都记不清了。
  1976年刚开年,刘柄接到这位负责人的电话,称取土的断面已经到墓葬附近。一接到电话,他连忙赶到砖瓦厂。到取土场一看,他连忙让工地停工,并请工地人员对墓葬进行保护。
  地区文化局让刘柄主持考古。但是刘柄提出:第一,让襄阳县文化馆干部张光忠牵头发掘,原因一是当时襄樊市和襄阳县在组织关系上不具有隶属性;二是按当时规则,考古发掘一般实行属地管理;第二,为了省工,考古时采取推土机铲去浮土,然后在离墓口2至3米的距离,由人工发掘。
  此后,张光忠带着20多名考古训练班的学员,进驻蔡坡取土场,搭起了工棚。并请来了省考古队的程欣仁、杨定爱、李瑾等专家现场指导。
  很快,发掘小组在墓室里发现戈、矛、戟、箭簇和两把青铜剑,先出土的一把青铜剑被清理出来后,发现该剑身保存较好,并且剑锋还比较锋利。同时,另一把平放一侧的青铜剑一出土,便引起了众多考古专家的注意,因为这把剑的剑身有铭文。专家称,剑身有铭文,就意味着该剑的价值非同一般。该剑迅速被送到工棚,进行初步鉴定。
  经测量,该剑通长37厘米,剑身长28.5厘米,剑柄处有两处断裂痕迹,剑身有铜锈。程欣仁、李瑾等专家初步认定,剑身上有10个古篆铭文,初步断定为吴王夫差剑。但由于有几个字无法辨识,专家们也不能最终确认。他们决定,请郭沫若先生来确定该剑的身份。考古小组随信还附去了几张照片,和剑身铭文的拓片等。
  一个多月后,郭老回信,最终确认该剑为吴王夫差剑。
  郭沫若在回函中称:“吴王夫差剑出土于襄阳,盖吴灭于越,越又灭于楚故。往年在湖北亦曾出夫差剑一具。”据刘柄介绍,郭老提到“往年”湖北曾出土一把吴王夫差剑,是在1965年,地点是湖北江陵县望山1号墓出土,该剑全长60.6厘米,宽5厘米。但剑身没有铭文,其价值和襄阳出土的吴王夫差剑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刘柄推测,当时楚国先灭掉了邓国(位于随州一带)和其他小国,然后统一了南方。这把剑被征战的楚国将军所获,楚王于是将这把剑奖赏给了这名在征战中起了重要作用的将军。该将军死后,被安葬在当时的邓国封地,吴王夫差剑作为一种地位的象征,当作殉葬品一起下葬。
废品站里淘回一级文物

  1984年,刘柄独自一人到襄樊城郊的邓城一带进行文物普查时,当地农民告诉他,由于邓城是古时邓国所在地,过去曾经有人拾粪时,在废墟上拾到金粒,还有人过年杀鸡时,竟然从鸡嗉子里发现了金豆。为了弄清是否真有其事,刘柄开始在邓城遗址附近的村子里寻访。
  他找到了村民雷家珍,这位老太太介绍,1960年左右时,她和丈夫准备杀鸡过年,鸡开膛后,发现了一颗荞麦粒大小的金子。据村子中的董季香和韩士清老人说,解放前,他们曾在地里干活时拾到豌豆大小的金粒。
  就在刘柄半信半疑时,当地村民黄明建的女儿过来请他鉴别一样“文物”,称前些日子挖石灰池子时,从地里翻出来一块黄东西。黄明建随手一扔,女儿看到后,便捡了回来放在家中的柜子里。
  刘柄来到黄明建家,发现这不仅是一块金子,上面还有一个篆字。他当即称,这件文物按政策政府要收回,但可以给黄明建奖励,并请黄明建改天到文物管理处领奖。
  经过清洗后,刘柄测定,该金块长1.2厘米,厚0.5厘米,上宽0.5厘米,下宽1厘米,重4.2克。上面的篆字,刘柄初步断定为“邠”字。后来,他请来武汉大学的夏绿教授鉴定,确认为“邠”字,并断定他捡回来的金块,是古邠国的残损金币。
  此金币的发现,对确认古邠国起到重要实证作用,价值不可估量。历史学界对有没有邠国曾有争论:有的说,邠国在现在的陕西省邠县一带,也有人认为,历史上并没有这个小国。此金币的发现,证实历史上确实存在古邠国,因为只有国家才可以发行货币。
  事后,刘柄请来黄明建,根据当时的政策,奖励了黄明建60元现金。这60元钱,在现在来说不算什么,但在当时也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当然,这个金块的价值,远不能以这一点钱来衡量了。
  就在考古队对邓城墓葬群进行考古发掘期间,一天,刘柄和考古队员经过当地砖瓦厂的拖拉机修理部时,发现了一件正在接机油的铜器。他们非常敏感地上前查看,发现铜器上面有铭文。经询问,他们得知,这件铜器是砖瓦厂工作人员在取土现场拣到的。砖瓦厂工作人员随即将铜器交给他们。
  此后,经鉴定发现,这是一件古代用来装水果的器皿,称“上鄀府簠”,是当时襄阳附近的“鄀”国铸造的。史料记载,东周以后,襄阳地区存在鄀、郾、邓等小国。目前,这件铜器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收藏在襄樊市博物馆内。
  废旧物品堆里,也是刘柄“淘宝”的重要场所。刘柄称,解放初期,由于文物干部少,加上经费缺乏和重视不够,导致很多文物流失或直接当作废品回收后回炉。为了有效保护散落民间的文物,刘柄和同事便经常一起到废品回收公司、废品回收点里收集文物。他们很快和这些单位建立起了联系,这些单位只要发现了疑似文物的物件,就找他们去鉴定。
  1979年,刘柄和同事张家芳接到襄樊市金属回收公司电话,称该处近期收到一些废铜,即将运走,请他们去看一下有没有用处。
  据刘柄介绍,当时,两人一下就看到了一式两件的西周晚期的青铜簋,其中一件缺盖。后经测量,器物通高22.5厘米,口径18.5厘米,腹径23厘米,腹深11.4厘米,子母口,鼓腹,平底,圈足下附三兽面足。
  刘柄当场打开一只有盖的青铜簋后,惊讶地发现,盖内有6个字的铭文,清晰可见。经初步辨识为:“邓公牧簋”。刘柄解释称,簋,在古代是一种盛食器,和现在的饭锅作用类似。其典型特征是:圈足、两耳、腹部及盖顶饰瓦纹。而青铜器上饰瓦纹是汉水中游楚文化最典型的特征,为襄樊城区独有。
  两个人当即将两件青铜器捧回文物管理处。随后,文管处按金属回收公司收购价,支付了两件铜簋价钱。刘柄回忆说,当时大概就是五六毛钱一公斤,而现在已是价值连城了。
  张家芳通过查找图书资料,最后确认6字铭文的内容。铭文的确认,证明了两件文物的价值——是邓国封君使用的礼器。这两件器物,所蕴藏的历史文化价值巨大。
  襄樊发现两件邓公牧簋的消息不胫而走,引起了当时文物考古界的轰动。考古界权威、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后任中国历史博物馆馆长的俞伟超听说后,从北京赶到襄樊。他看到两件文物后,照着实物详细地进行了绘图,称这是楚文化重要历史见证:进而通过现场考察,最终认定邓城遗址就在现在的襄樊市团山附近。
这两件文物后来被确定为国家一级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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