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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时期] 文武兴盛四百年 字压天下美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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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2-10 19:37: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文武兴盛四百年 字压天下美名传
——状元邓钟岳家族史略
    聊城在明清的时期,“任、邓、朱、傅、耿”为聊城的五大望族,而以清朝康熙状元邓钟岳为代表的邓氏家族又是自明朝初年到清朝中叶的名门望族,前后兴旺达四百多年。据聊城史书和家传记载,邓氏家族在明朝出了九位将军,其中一位曾任济南卫的指挥使,镇守济南;八位曾任东昌卫的指挥使,镇守聊城。清朝出了一位状元邓钟岳,官至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从二品)。并曾主修《大清一统志》,任总裁。邓氏家族在此时达到鼎盛。家族中在明清时期曾考取文武进士、举人二十余人,并世代为官。邓氏家族在落籍聊城的四百多年里,曾经为聊城的经济和文化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家族的发展史与聊城的历史兴衰紧密相连。
  在进入二十一世纪改革开放的今天,为了使聊城人民更好地了解聊城历史,了解邓氏家族,本人根据历史资料的记载,整理编写了这篇《文武兴盛四百年,“字压天下”美名传。——邓状元家族史略》,对于人们了解聊城的历史,了解邓氏家族,增加对聊城的历史文化底蕴的了解会有一定的益处。
    聊城邓氏家族祖籍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邓家楼。元朝末年随农民起义离开江西老家。本人因受资料所限,在江西祖籍的祖先无法考证,仅以现有历史资料的记载,以自元末明初受明太祖朱元璋所封为昭勇将军的先祖邓瑜为第一代,采取按辈分分代的格式整理编辑。
一、邓氏一门九将军
  在聊城,了解聊城历史的人都知道聊城在明清时期的“任、邓、朱、傅、耿”五大名门望族,而知道邓氏家族在明朝一门九将军的人却凤毛麟角。从明朝开国(公元1368年,下同),到甲申(1644年)灭亡,前后共计276年,邓氏家族历经十代,子孙世代世袭爵位、官位。这样的事情在明朝是屈指可数的。下面我就将所知道的邓氏家族在明朝一门九将军的事向大家作一简单介绍,并就其存在的历史原因谈一下自己的几点见解。
(一)邓氏家族在明朝一门九将军
  自明朝开国,邓氏祖先从明太祖朱元璋行军有功,授万户,封昭勇将军(正三品),官指挥使职,子孙世袭,共计十代。除第二代邓镛早卒,未能世袭父职外,其余八代均世袭祖职。现已辈分为序,记载如下:
第一代
  邓瑜——字仲璋。祖籍江西省建昌府南城县邓家楼。元朝末年至明朝初年,从明太祖朱元璋行军有功,授万户,封昭勇将军(正三品,世袭),累官济南卫指挥使。子孙世袭指挥。永乐十七年(公元1419年)从明成祖朱棣北征(即史书记载的燕王扫北),十九年(1421年)瑜竟殉闵寇(闵,凶悍,闵寇,此意指瓦剌人,既元朝蒙古人的一支)之难,阵亡于饮马河(即胪朐河,现为蒙古国境内的克鲁伦河。明永乐八年(1410年)、十九(1421年)年明成祖朱棣率军队与瓦剌作战于此,并亲自改胪朐河名为“饮马河”)。其妻胡氏在瑜阵亡饮马河后,父母劝她适(改嫁),胡泣曰:“吾以心许之矣。”守节终身。天顺间(1457-1464年)诏旌其门,曰:忠臣节妇。由于先祖母胡氏还是一位武艺高强的女将,在瑜阵亡后,与其儿媳霍氏教习其孙邓浒学习文化和武艺,使邓浒能袭祖职,调东昌卫掌印指挥使。
第二代
  邓镛——瑜子。早卒。其妻霍氏亦不嫁,与婆母胡氏共同抚子浒成立,袭祖职,调东昌卫掌印指挥使。
第三代
  邓浒——镛子。江西建昌府南城人,祖仲璋(即邓瑜,字仲璋)从明太祖行军有功,授万户,殉闵寇之难。子孙世袭指挥。成化六年(1470年),浒调东昌卫掌印指挥使(当时聊城的最高军事长官)。邓浒是邓氏家族来到聊城的第一人。从此开始,邓氏家族世代在聊城繁衍生息,并成为聊城望族。邓浒卒后葬于邓楼村西,墓前有明朝的御赐龙碑(文革中被毁)。其墓地此时初步形成邓氏家族的祖茔。
第四代
  邓桂——浒子。宏治五年(1492年)袭指挥使,降指挥同知。
第五代
  邓勋——桂子。嘉靖十年(1531年)袭指挥佥事。
第六代
  邓堂——勋子。嘉靖十三年(1534年)袭指挥佥事。为人谨厚,论事侃直。整顿屯田事务,教子孙读书明理。其次子邦、孙守清、守渐落籍于此,皆登科举第,成为望族。邓堂为聊城的名宦。
第七代
  邓都——堂长子。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袭指挥佥事,升山东掌印都指挥使。
第八代
  邓守洛——都子。万历九年(1581年)袭指挥使。
第九代
  邓秉谦——守洛子。万历二十年(1592年)武进士,二十四年(1596年)袭指挥同知。性沉静,喜读书,娴于韬略。初任王徐塞守备,升德州游击。值白莲教乱,有捍御功,人为建生祠。居乡以诗文自娱,称为儒将。
第十代
  邓之荣——秉谦子。字朴如。崇祯二年(1629年)袭指挥佥事,尝从戚继光学兵法,得兵诀秘书与《虎铃经》,尽究其蕴。甲申(1644年)殉难,卒年五十一岁。
(二)出现邓氏家族一门九将军的原因
    邓氏家族在明朝一门九将军,其原因是不能用一句话所能概括的。现仅就自己掌握的资料发表以下个人的见解,仅供参考。
    1、邓氏家族对明王朝的忠心。邓氏第一代将军邓瑜在永乐十七年北征时,临行前对其妻胡氏说:“我为人臣,当死君。汝为人妇,能死夫呼?”胡应曰:“诺!” 瑜竟殉闵寇之难,阵亡于饮马河。其妻胡氏在瑜阵亡饮马河后,父母劝她适。胡泣曰:“吾以心许之矣。”守节终身。天顺间(1457-1464年)诏旌其门,曰:忠臣节妇。足见邓氏家族对明王朝的忠心。邓氏第一代将军邓瑜和最后一代将军邓之荣还是明朝忠烈。这是邓氏家族在明朝出了一门九将军的主要原因。
    2、历史发展的需要。明太祖朱元璋建立明王朝后,大封有功之臣。但在大封有功之臣后,朱元璋发现一些官位显赫的大功臣居功自傲,对自己的统治地位产生了威胁,即所谓的“功高震主”,所以,在其执政的以后二十多年,朱元璋对这些威胁自己统治地位的功臣以种种理由进行限制,甚至削其爵位,直至治罪。对于限制大功臣而空缺的位置将由一批中级军官(功臣)来填补。而邓氏家族正是这样的中级军官(功臣)。这些人对于明王朝的重用会非常感激,对其效忠,又不会对明王朝构成威胁。而明王朝也需要这样一批忠臣良将。这是邓氏家族在明朝出现一门九将军的重要历史原因。
    3、世代驻守军事要地,不参与朝政。聊城在明朝时称东昌府,其军事机构称东昌卫。由于聊城在明清时期为京杭运河上的九大商埠之一,有“江北一都会”之誉,可见聊城在明朝的经济和军事地位。邓氏家族世代将军驻守东昌卫,是没有机会参与朝政的。所以,也就不会出现因参与朝政不当而引起的祸端。因此,这也是邓氏家族在明朝出现一门九将军的重要历史原因之一。
    4、邓氏家族世代将军努力的结果。要想在历史的舞台上站稳脚跟,永远立于不败,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是不行的。正是由于邓氏家族世代将军的努力,才有家族的世代世袭。其中邓氏第六代昭勇将军邓都升任山东掌印都指挥使,邓氏第八代昭勇将军邓秉谦考取武进士。这不能不说是邓氏家族世代将军们努力的结果。
二、邓氏家族落籍聊城四百六十年
  邓氏家族祖籍江西建昌府南城县,明朝成化六年(1470年)邓浒袭昭勇将军(正三品),袭祖职,调东昌卫掌印指挥使,至明朝甲申(1644年),邓氏家族共八代将军在聊城(东昌卫)任指挥使,计一百七十四年。
  在封建社会,历代王朝都有“千里做官”的规定,即七品以上的官员必须出省异地做官。邓氏家族虽然有八代(正三品)昭勇将军一直在聊城(东昌卫)任指挥使,但他们都是入卫籍(即军籍),祖籍仍是江西建昌府南城县,而没有加入聊城籍。这是他们一直在聊城(东昌卫)任职的重要原因。邓氏家族是什麽时候加入聊城籍的呢?现以家传和史料记载,说明邓氏家族加入聊城籍的时间。
(一)邓邦为邓氏家族落籍聊城的第一人
  邓邦,为邓氏第六代昭勇将军邓堂的次子,山东掌印都指挥使邓都的兄弟。其父邓堂于明朝嘉靖十三年(1534年)袭指挥佥事。其兄长邓都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袭指挥佥事,升山东掌印都指挥使。这说明邓氏爵位和官位都是长子世袭制。家传和史料记载:“邓堂为人谨厚,论事侃直。整顿屯田事务,教子孙读书明理。其次子邦、孙守清、守渐落籍于此,皆登科举第,成为望族。”由此可以知道,邓邦为邓氏家族落籍聊城的第一人,其落籍聊城的时间应在嘉靖二十年(1541年)前后,计算起来已有四百六十余年的历史。这就形成了邓氏家族中以邓都为一分支继续为卫籍,而以邓邦为一分支落籍聊城的状况。
(二)邓都一分支落籍聊城的时间
    由于这一分支世袭指挥使职,所以,直到邓氏在明朝最后一代指挥邓之荣甲申(1644年)殉难,其子孙才于清朝初年落籍聊城。邓之荣之三子邓圻考取康熙二十九年(1690年)举人。计算起来也有三百五十余年的历史。
(三)邓氏家族落籍聊城的意义
    邓氏家族落籍聊城意义有三:
    1、适应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明朝政府在政权稳定之后,出于对社会发展的考虑,大力倡导官宦子弟的文化学习。据《明史》记载:“太祖虑武臣子弟但习武事,鲜知问学,……嗣后勋臣子弟多入监读书。嘉靖元年令公、侯、伯未经任事,年三十以下者,送监(国子监)读书,寻令已任者亦送监,而年少勋戚争以入学为荣矣。” 邓氏家族正是适应这一社会形势发展的需要,“教子孙读书明理”的。
    2、邓氏家族落籍聊城,这对于邓氏家族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使邓氏家族的发展由武将向文武全面发展。由于其家族历代奋发努力,“皆登科举第,成为望族。”现举几例,以示证明。
    邓邦——堂次子,字子正,号中宇。博学识,补诸生,以贡授莱州府学训导(从八品)。与尚书王汝训同修府志,传记多成其手,未尝一字涉私,人钦其直。
邓守清——邦长子。字星海。万历十六年(1588年)举人,初任襄城令,改怀远清廉。慈惠士民,皆户祝之。升临洮府同知(正五品)。洮居边塞,兵民杂处,守清经理得宜,有经国筹边之誉(通志)。
    邓守渐——邦次子,字学海。崇祯戊辰(1628年)拔贡,癸酉(1633年)副榜。性纯,孝制行一,遵先训,潜心经史及程朱遗书,引进后学无倦色。初娶朱太傅延禧之妹也。康熙年间以子秉恒赠朝议大夫、昆山令。
    邓秉恒——(1617-1690)守渐子,字元固,号泷江。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累官湖广荆南道道员(正四品)。后人赞曰:秉恒少嗜书,敦大节,强力任事,不为诡随及临事变机权错出。有古大臣风。
    邓允燮——(1634-1690)秉恒长子,字理三,号ㄨ斋。事亲先,意承志。康熙二十年(1681年)以岁贡官山西山阴知县。大旱,流亡略尽。允燮亟请发帑赈济。复捐俸煮粥,存活甚众。由于清廉爱民,民呼为“邓佛”。摄朔州守,又摄马邑(正五品)。厘弊剔奸,诸政具举。以卓异特荐,未几,得疾,卒于官。年五十七岁。
    邓基哲——(1655-1701)允燮长子,字骞之,号峄亭。性至孝,十岁丧母,哀毁如成人。事两继母,皆尽孝。以太学生官邹县教谕,以身率物,诸生皆敬。惮升国子监学录(从九品)。时祖秉恒官于闽,父允燮官于晋。代父服勤,遂不复仕。曾在城东运河西岸建“东园”(邓氏私家园林,旧址在今羊使君巷南邓家园,已毁);他积极参与聊城的公益事业,在城内楼东建“白衣观音堂”(地址在现古楼东原东昌府区公安局旧址,文革期间彻底被毁)。卒年四十七岁。雍正元年(1723年)以子钟岳赠光禄大夫、秉德郎、翰林院修撰。娶妻田氏,乃聊城名士田宫芳之次女。生四子,五女。子钟岳(状元)、钟音、钟叙、钟一(皆举人)。女五人,并适士族。(附:方苞:东昌邓峄亭墓表)
    邓基圣——(1658-1714)允燮次子,字思睿,号孺存。七岁丧母,哀毁如成人。事两继母,皆尽孝。以诸生贡成均,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授内阁中书舍人三载,称其职。四十八年(1709年)补户部主事,旋迁员外郎(从五品),以廉干闻,任大通桥监督,力除诸陋弊,奸利者无所措手。以劳得疾。寻迁刑部福建司郎中(正五品)。生四子,钟昱、钟锦、钟万、钟华。
    邓钟岳——(1680-1753)基哲长子,字东长,号悔卢。赋质端厚,颖敏过人,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易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人,六十年(1721年)登进士一甲第一(状元),累官内阁学士、礼部左侍郎(从二品)。生二子,汝勤(汝功)、汝敏。
    邓汝功——(1724-1776)(榜名汝勤)钟岳长子。字谦持,一字午厓。渊源家学,善读父书,楷法尤本天授。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乙未通籍后,无不决为大魁。因不能从仕,乃工愁善病,落落不自得。
    3、邓氏家族落籍聊城,对聊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在明清时期,邓氏家族出了进士、举人二十余人,状元邓钟岳更是被康熙皇帝赐为“字压天下”。他们的墨迹在聊城广为流传。这就极大地增加了聊城的文化底蕴,对聊城的历史文化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三、家道中兴——邓秉恒
  明末清初,聊城邓氏家族中出了一位杰出的人物——邓秉恒。他与任克溥、傅以渐等合称聊城同时期“任、邓、朱、傅、耿”五大名门望族的代表。
  在明朝的二百六十多年的历史中,邓氏家族一门出了九位将军(昭勇将军,正三品)。自明朝嘉靖年间,邓氏家族的一分支从先祖邓邦落籍聊城后,读书明理,皆登科举第,成为望族。明朝末年,邓氏家族落籍聊城的第三代先祖邓守渐考取崇祯戊辰(1628年)拔贡,癸酉(1633年)副榜,但未能入仕。“守渐村居,却扫深自敛抑”,这就说明到明朝末年,邓氏家族落籍聊城的一支家境已出现逐渐衰落的现象。自邓秉恒顺治六年(1649年)考取进士起,邓氏家族才重新出现辉煌。
  据家谱记载:“邓秉恒——(1617-1690)守渐子,字元固,号泷江。顺治五年(1648年)举人,顺治六年(1649年)进士,初授昆山令。十二年(1655年)改江西永丰县令。在任期间,因功,以荐擢大行(从六品),升户部主事(正六品)。康熙十二年(1673年)升江西司员外郎(从五品),十七年(1678年)改任云南司员外郎,十月督芜湖关税(从四品)。二十三年(1684年)升福建巡海道道员(正四品),二十七(1688年)年改任湖广荆南道道员。为官四十年。著有《石堂集》、《春秋直解》(张榕端序)、《名臣奏议录》、《大清律笺释》及《邓氏族谱》(黎士宏序。黎士宏,字愧曾。福建长汀人。顺治十一年举顺天乡试。初授江西广信府推官,改永新县令,累官布政使参议。与邓秉恒交厚)。后人赞曰:秉恒少嗜书,敦大节,强力任事,不为诡随及临事变机权错出。有古大臣风。卒年七十四岁。妻邢氏贤智过人。生二子,允燮、光燮。”
  邓秉恒为了重振家族,做了大量耀祖光宗的工作。现仅举几例:
    1、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邓秉恒为了纪念先祖在明朝一门九将军的光荣历史,在今城内状元街东首建造牌坊,名“昭勇坊”(因明代邓氏世袭昭勇将军,故名。1937年毁于地震)。并修撰《邓氏族谱》,请黎士宏作序。
    2、在城东南四里处建“止园”(邓氏私家园林,即在现城南前邓楼村村址,已轶毁)。在清朝初年,聊城各大家族争相建造私家园林,邓秉恒所建止园,在当时与任克溥在城北北坝建造的“绮园”齐名,均为聊城的名园。并在“止园”的西面重修邓氏祖茔,其规模和建筑风格与傅氏祖茔“傅家坟”齐名(文革中被彻底毁坏)。
   3、顺治十六年(1659年),时任江西永丰县令的邓秉恒从明朝大司马(兵部尚书)聂豹的后裔诸生聂荀手中重金购得唐朝书法家颜真卿传世之宝、被世人称为“天下第二行书”的国宝级文物《祭侄文稿》和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宋朝陈深、元朝陈绎曾、明朝文徵明、罗洪先(明朝嘉靖八年己丑科状元)曾为此帖作的四个跋,并亲自为此《祭侄文稿》作跋(该跋对于研究此《祭侄文稿》的收藏过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献作用)。此件《祭侄文稿》在邓氏家族珍藏九代,计二百八十余年,直到聊城解放前夕售出,流失海外。
    4、一生酷爱藏书。邓秉恒不但对于书画的鉴赏有很深的造诣,他对于藏书也非常有研究,并致力于古书的收藏。他在购买的宅院(即邓公馆,后称状元府)内修建“寒香阁”作为邓氏的藏书楼,藏有大量宋元善本、孤本书籍。他在江南做官二十载,在京城做官二十载,曾不惜用重金购书,为官四十年,藏书颇丰,对于其后世影响极大。据《聊城县志》记载,其曾孙清朝康熙六十年(1721年)辛丑科状元邓钟岳“于书无所不读”。其重曾孙邓汝勤“每于家藏书中印有曾在邓午厓处,抑何(只是)所见之远耶。” 由此可见邓秉恒藏书之一斑。他藏书的时间比“海源阁”藏书要早170多年,只可惜,邓氏藏书由于随着家族的衰落而被历史所湮没。
    5、教子孙读书明理,登科举第。由于邓秉恒曾在朱柏庐家乡江苏昆山任知县,对朱柏庐的治家格言(即《朱子家训》)非常熟悉。所以,他对子孙的要求非常严格。正是有了严格的家教,加上其子孙的努力,皆登科举第。其长子允燮官山西山阴知县,累官至摄朔州守,爱民如子,民呼为“邓佛”。由于长期劳累,病逝于任上。其长孙邓基哲官国子监学录。邓基哲在聊城城内楼东建白衣观音堂。在城东,运河西岸建“东园”(邓氏私家园林,曾是聊城的名园,旧址在今羊使君巷南邓家园,已毁)。其曾长孙邓钟岳在清朝康熙六十年(1721年)登进士一甲第一(状元),使邓氏家族在清朝发展至顶峰。这些都与邓秉恒分不开。邓氏家族正是有了邓秉恒,才使家族在清朝初年得以重新兴旺发达,更加奠定了其在聊城的名门望族地位。在聊城邓氏家族的发展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
四、“字压天下”——邓钟岳
  在聊城明清时期的历史上,邓氏家族的鼎盛时期要属邓钟岳。
    邓钟岳——(1680-1753)基哲长子,字东长,号悔庐。赋质端厚,颖敏过人,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易礼。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举顺天乡试(时年28岁),六十年(1721年)登进士一甲第一(时年41岁。本科共取进士163人。会试试题:“据于德依”三句,“郊社之礼”四句,“自生民以”三句),授翰林院修撰(正六品)。雍正元年(1723年)充江南副考官道。丁内艰。四年(1726年)起任江苏学政,刊《近思录》、《白鹿洞规》等书训士。七年(1729年)以少詹学士任广东学政(正四品),旋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正三品),十一年(1733年)四月乙卯迁礼部右侍郎(从二品),充《一统志》总裁,六月丁巳转左侍郎。寻降太常卿(正三品)。雍正十二年(1734年)先是以奏对不称,降级待补,丢了官职。乾隆元年(1736年)被重新起用。到浙始补通政司参议,督浙江学政,四年(1739年)再留学政任,七年(1742年)二月戊申仍晋礼部右侍郎(从二品),九年(1744年)三月辛丑转左侍郎。甲子(1744年)、丁卯(1747年)两充江南正考官。十三年(1748年)扈从圣驾东巡。夏(四月乙丑)以疾致仕归,阅五载即世。卒年七十四岁。雍正五年状元,兵部尚书彭启丰曾经这样评价邓钟岳:“前辈聊城邓公于康熙辛丑科以第一人及第。海宇瞻之,如景星卿云。丰(彭启丰)自通籍后,谒公于邸第,见夫泰山乔岳之容,霁月光风之度,恂恂庄庄,学识坚定,有古大儒风。盖前明罗文恭公之流亚也。”又曰:“盖公遭际昌时,中立不倚,清德重望,岿然与古大臣相埒,朝野翕然推重。谓:本朝山左人物,如李邺园之功业,王渔阳之风雅,与公之德量堪鼎峙焉。”著有《知非录》(彭启丰序)一卷,《寒香阁诗集》(彭启丰序。彭启丰,字翰文,号芝庭,江苏长洲人。雍正五年状元,官至兵部尚书。与邓钟岳交厚。)四卷(寒香阁曾是邓氏家族的藏书楼,为邓秉恒所建),文集四卷。(以上著作的刻本现藏山东省图书馆)。生二子,汝勤(汝功)、汝敏。
    1、邓钟岳首先是一个书法家。邓钟岳向以书法见长,其楷书尤为突出。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大考时,其殿试卷被康熙皇帝御批“字压天下”,钦点进士一甲第一名(状元)。其书法可见一斑。
    2、邓钟岳更是一个教育家。他在教育方面推崇程朱理学,在任江苏学政期间,刊《近思录》、《白鹿洞规》等书训士。《近思录》、《白鹿洞规》都是南宋朱熹编撰,《近思录》是朱熹与吕祖谦同撰,摘录了北宋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的言论,而《白鹿洞规》则是朱熹在任南康军守时,讲学于白鹿洞书院而制订的学规。邓钟岳以此二书育人,是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的。在浙江时,尝训诸生以耻为羞恶之本。“干谒标榜,颂辞连篇,或因细故骨肉成隙,耻何在焉?”入能于小学外篇,逐条体认,自然心平气和矣。他曾说:“学孔子而不由朱子,犹舍车登陆也。”在任礼部侍郎后,屏谢一切供顿旧习,依程氏分年读书法令诸生治经,各置一簿,朔望会讲,互相讨论。治一经毕,教官以名闻按试时面叩之。他倡导的这一学以致用的观点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仍不失为遵循的道理。“至今粤人颂学政者,必为称首。(《聊城县志》语)”。邓钟岳以批文巧断兄弟分家案的故事更被民间传为佳话。邓钟岳从入仕以来,所历官职(除太常卿专司祭祀礼乐外)都与教育有关,直至礼部左侍郎。可以说,邓钟岳为官一生都是从事教育事业。正是如此,他深得康熙、雍正和乾隆三代皇帝的赏识,考取状元的第二年即充江南主考官,入朝十二年即升任内阁学士兼礼部左侍郎(从二品),主管全国的教育事业。
    3、邓钟岳又是一个研究周易的学者。他“于书无所不读,尤邃易礼。”他对于周易的研究很有造诣。在任太常卿时,他向雍正皇帝建议:“周易当依十二篇古本出题,不得经传合并。”又论“政治之要在正风俗。”这些都得到了雍正皇帝嘉纳。这对于他在朝廷中的晋升起了很关键的作用。特别是到了晚年,他对周易的研究更是孜孜不倦。每试事暇,诣同年陆奎勋论易,至日夕忘倦。
    4、邓钟岳的成长与其父母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其父邓基哲,在官升至国子监学录后,由于这时其祖秉恒官于闽,其父允燮官于晋,为代父服勤,遂不复仕,在家管理家务,专心教育自己的儿子,使邓钟岳能够从小就受到良好的教育,对其以后从政打下了牢固的基础。
    5、邓钟岳还是一个非常孝顺的人。父病,恶闻烟草气,遂终身不忍。由于其父亲邓基哲操劳过度,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逝世(卒年四十七岁),是母亲含辛茹苦,将其兄妹九人抚养成人,四男皆登科举第。由于其在家中为长,理应替母亲分忧,所以他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考取举人后,下决心放弃了四科(12年)会试的机会,在家操劳家务,帮助三个弟弟和五个妹妹成立。在母亲去世后,他亲撰碑文《祭母碑》,以示其对母亲的缅怀之情。
    6、邓钟岳还是一个好兄长和严师。“御待诸弟甚挚,督课亦不少宽,”在他的影响和督导下,再加上其三个兄弟的勤奋努力,皆考取举人。他们的儿子也在乾隆年间考取举人或进士。其中:
    邓钟音——基哲次子,雍正四年(1726年)举人,拣选知县。其子邓汝砺,乾隆元年(1736年)举人。官莒州学正。
    邓钟叙——基哲三子,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早卒。其妻任氏,守节四十余年,教子汝襄举贤书。旋卒。其子邓汝襄乾隆六年(1728年)考取举人。汝襄妻朱氏二十一岁守节,守节三十一年。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地方政府为其建坊旌(即贞节牌坊,已毁)。
    邓钟一——基哲四子,字紫垣,雍正七年(1729年)举人。性谦谨。事长兄钟岳如严师。雍正七年(1729年)与兄钟叙同举于乡。钟叙卒,遗孤汝襄,教之成立。卒年五十六岁。其长子邓汝鳌为监生,次子邓汝贤乾隆六年(1728年)考取举人。官潍县教谕。
    7、邓钟岳非常关心家乡的事情,聊城留有他的大量墨迹。对于增加聊城的历史文化底蕴起了很大的作用。由于历史沧桑的变迁,很多已经轶失。据有关资料记载,最著名的要属其在城内万寿观三清殿后墙书写的“阆院瀛洲”四个大字,以及东西两壁所书的“龙”、“虎”两字,每字高一丈有余,笔走龙蛇,气势磅礴,令世人赞叹。谓曰:“每见之,咸称仙景。”聊城现存的字迹主要有光岳楼“太平楼阁”匾额和“重修护城堤记碑”(现在城内公园内,已毁)。为了表达其对聊城的贡献,邓钟岳被誉为聊城的贤人,入聊城七贤堂。
五、文坛奇才——邓汝功(汝勤)
    邓汝功——(1724-1776)(榜名汝勤)钟岳长子。字谦持,一字午厓。渊源家学,善读父书,字写得相当好,甚至超过了被康熙赐为“字压天下”的父亲邓钟岳,被世人誉为“楷法尤本天授”(《聊城县志》语),可谓文坛奇才。他是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进士(与刘墉为同时代人,只是参加科举考试较晚。该科共取进士158人.会试题目:“苟日新日”三句,“仲叔圉治”三句,“敢问何谓……言也”,赋得“灯右观书”得“风”字)。乙未通籍后,无不决为大魁(旧时称科举考试中状元为大魁)。但终因其书法出众,以及其父“字压天下”之嫌,得不到乾隆皇帝的赏识,而不能入仕(考中进士而不能入仕者极少)。因自己空有一身学问而得不到任用,乃工愁善病,落落不自得,不久即离开了人世。(而此科考取的进士一甲三人也遇不幸,实属历史罕见。)
    邓汝勤的诗写得很好,流传下来的有清乾隆李文藻刻本《密娱斋诗稿》一册,海源阁曾经收藏,现藏于山东省图书馆。邓汝勤的墨迹在聊城流传较多,著名的有《毁窑碑记》的碑文。此碑文由邓汝勤书丹。他不但字写得好,画也很有功底。
    据《聊城县志》记载:邓午厓(即邓汝勤)为悔卢宗伯(即邓钟岳)长子,工书法,而不知其并工于画也。叶云台家有小幅,题:“云山半白云生滃,然失烟树无心出,岫来去作人间雨。午厓戏墨。甲申(1764年)九月往,见董元宰(注:即董其昌。《明史》记载为字元宰;《辞海》记载为字玄宰)奇云出岫图,烟云变幻如有神助,追忆写此,未能形似。”
    另据《东昌府志》和《聊城县志》记载:唐颜真卿《祭侄文藁》真迹在其家中珍藏。此件国宝级文物在邓氏家族中珍藏历经九代,达二百八十余年。其曾祖父邓秉恒曾为此作跋。也正是由于《东昌府志》、《聊城县志》所披露的这一记载,使得此件《祭侄文藁》连同历史文人为此文稿所作的五个跋,在聊城解放前夕流失海外,给邓氏家族及国家造成了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
    邓汝敏——钟岳次子。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举人。官直隶栾城、邢台知县,升浙江温州府总捕同知(正六品)。
六、邓氏家族在聊城
  邓氏家族在鼎盛时期,其家产祖业颇丰。在城内有祖宅一座(即人们所说的“状元府”,在今实验小学校址,后墙通到古楼东大街。该宅院元朝时为“状元坊”,后为铁匠局。明朝时为都司署。清朝初年为邓秉恒购置并扩建,是聊城当时非常有名的建筑宅院,被记入清朝嘉庆二年出版的《东昌府志》。
  其前面的街道至今仍叫状元街,因邓秉恒曾孙邓钟岳考取状元而得名),花园两座(“止园”和“东园”),聊城历史名人田宫芳、耿愿鲁和邓钟岳曾作诗赞美(诗附后)。在状元街东首建“昭勇坊”(因邓氏明代世袭昭勇将军,故名。)该牌坊为邓秉恒所建。牌坊为石结构,高二丈多,底座为七级台阶,牌坊双面有两对大石狮子,蔚为壮观,一九三七年毁于地震(牌坊的上部倒塌),解放后于一九五八年彻底拆除。(该牌坊直到解放前仍有邓氏家族专人负责看护,是聊城当时仅存的,保存最完好,拆除最晚的一座牌坊。它从一个侧面生动地记载了聊城以及邓氏家族的兴衰)。在楼东建“白衣观音堂”(属邓氏家族中邓基哲捐助建设的社会公益性建筑,地址在古楼东原东昌府区公安局旧址,解放后还存有两座大殿,文革期间被拆除。其堂后的街至今仍叫白衣堂街。据年长者回忆,直到文革前聊城仍有很多人去观音堂祈祷,祈求观音送子,俗称“栓娃娃”)。在城南邓楼村西建有邓氏祖茔(文革期间彻底被毁),当年规模宏大,其建筑规模和建筑风格与傅氏祖茔“傅家坟”齐名,共称聊城“三里两状元”。现在侯营镇西南的邓庄原是邓氏家族的庄园,后被状元邓钟岳将此庄园无偿赠给了当时邓氏家族的佃户。侯营镇北面的罗庄以及湖西办事处的齐屯(齐谦德屯)等地也有邓氏家族的地产。
  另外,自状元邓钟岳以后,邓氏家族的后人大多从事商业活动。其中有当铺一座(在现在的米市街南头路东),从清朝的中叶开始经营,直到1930年前后因聊城被土匪王金发占领而停业。有洋火公司(制造火柴)一座,解放前夕迁往东北。还有毛巾厂、酒坊、磨房、粉坊等手工业作坊和多处商铺等。
七、邓氏私家园林
  之所以把“邓氏私家园林”作为一个单独的题目,是因为它对于聊城历史文化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历史意义,对于我们今天把聊城建设成为优秀的文化旅游城市仍不失其现实意义。
  众所周知,历史上私家园林的建设与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状况有密切的关系。由于历史和经济的原因,我国的私家园林主要分布在南方,以长江三角洲最为发达,“苏州园林”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评为世界文化遗产。在我国北方,除皇家园林外,私家园林是不多的,能够保存下来的就更少了。现存较著名的当属潍坊的“十笏园”啦。但是,在清朝鼎盛时期的聊城,邓氏家族却拥有两处私家园林,而且都是聊城当时的名园,不能不说这是邓氏家族对聊城文化基础建设的一大贡献。
  邓氏家族的两处私家园林,一处是邓秉恒在聊城城南邓楼村址建造的“止园”(此地现名前邓楼村,因邓氏家族的“止园”而得名),一处是邓秉恒的长孙邓基哲在现在羊使君巷南邓家园旧址建造的“东园”。这两处园林曾是聊城历史上的名园,并载入清朝的《东昌府志》和《聊城县志》。
    1、邓秉恒建造“止园”是受了苏州园林的影响。他从政四十载,在江南做官就有近二十年。特别是他入仕之时,初授昆山令,就在苏州附近的昆山县任知县六年。自古以来,“苏州园林甲天下”,苏州园林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使他深受启发,为其在以后建造“止园”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按照清朝嘉庆二年《东昌府志》和宣统二年《聊城县志》记载以及聊城一些历史文化名人的的赞语,止园中建有山房、卧石轩、拟鹤楼、回廊、石峰、药栏等。“止园”的建筑艺术和建筑风格都应该接近于苏州园林。
    2、在邓秉恒建造“止园” 之前,聊城几乎没有像样的私家园林。自从邓秉恒开始,聊城各大世家才掀起了一个建造私家园林的高潮,开创了聊城建造私家园林的一个时代。例如:任克溥在城北的北坝附近建造了“绮园”(其地名现叫北花园),康熙皇帝在南巡时就曾驾临“绮园”,并亲书“松桂堂额”赐给任克溥。邓基哲建造的“东园”内建有一松轩、二有堂、见山楼、木香廊等。状元邓钟岳青少年时期就曾在 “东园”读书学习,练习书法,并一举考取头名状元。他学习之余还赋诗赞誉“东园”的美景。可以说,“止园”和“东园”是邓氏家族兴旺发达的象征,对于邓氏家族的发展以及对当时聊城的文化发展都至关重要。
    3、邓氏家族的“止园”和“东园”的选址非常讲究。邓秉恒建造的“止园”选在四河头的西北,有其重要的原因。其一,这里与古楼至四河头恰好在一条直线上,前瞻古楼,背靠四河头,是一处风水宝地。其二,建造花园需要大量石料,而聊城地处平原,无石料可开采,只能靠从外地采购。在当时,运输工具十分落后,石料,特别是大型石料的运输就成了大问题。由于这里靠近运河,建造花园的石料可以全部靠运河经水路直接运到工地,大大节约了建造费用。邓基哲建造的“东园”选址则更加巧妙。“东园”的所在地正好是护城河(环城湖)与丁家坑的汇合处,花园就建造在此,形成了“园中有湖,湖中有园”的完美结合。
    4、邓氏家族的“止园”和“东园”是对聊城文化发展的重要贡献。邓氏家族的这两座私家园林的建造正是聊城历史上重大发展的开始阶段(即历史上所谓的“康乾盛世”的初期),聊城的城市基础设施和文化设施亟待建设。邓氏家族正是适应了这一历史潮流,在前后五十年的时间里,连续建造了这两座私家园林。其中的“东园”距今天的“山陕会馆”后墙的直线距离大约在二百米。(“山陕会馆”的建设时间比“东园”至少要晚五十年)。可以说,邓氏家族“止园”和“东园”的建造,对聊城灿烂的历史文化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只可惜,由于历史的变迁,这两处花园现已荡然无存,给后人留下的只有历史的记载和空有的遗憾。
八、家世变迁
  随着沧海桑田的历史变迁,邓氏家族也有一个兴衰的历史变迁。兴也“字压天下”,衰也“字压天下”,这正是邓氏家族兴衰的历史真实写照。由于邓钟岳字写得好,被康熙皇帝御赐“字压天下”而中得头名状元,耀祖光宗,使邓氏家族在清朝发展到了顶峰。但是,也为以后邓氏家族的衰落埋下了伏笔。到了雍正朝末期,马上就显现出来了。所以,邓钟岳先是于雍正十二年以“奏对不称,降级待补,” 丢了官职。乾隆元年(1736年)才重新被起用,先是督浙江学政。在以后的十几年中才逐渐恢复了原职。这对于邓钟岳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打击。邓钟岳在京城留下的墨迹不算太多,以致于史书(《清史稿》)也未把他这位曾被康熙皇帝御赐“字压天下”的人列为清代的著名书法家。而实际上邓钟岳在当时书法界非常出名,清朝四大书法家之一的梁同书就是邓钟岳的亲传弟子。邓钟岳在从政的后期更是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周易上,“每试事暇,诣同年陆奎勋论易,至日夕忘倦,”其研究周易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怕得罪了乾隆皇帝而不问政事吧。另外,由于邓钟岳在宦海中几经沉浮,对于做官已非常淡漠。所以,他不愿让儿子再涉足官场,特别是不愿让自己“楷法尤本天授”的长子邓汝勤再涉足官场。因此,他在世时不让邓汝勤参加科举考试。邓汝勤只是在其父亲去世后的才违父命而参加科举(比其弟汝敏足足晚了十年以上,而邓汝敏本身参加科举就已经比其堂兄弟晚了十几年。汝敏此时已是六品官),并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此时邓汝勤已五十多岁)以优异的成绩考取进士。在“无不决为大魁(认为能够中状元)”的情况下,得不到乾隆皇帝的赏识,殿试后而不能入仕(是本科158名进士中唯一不能入仕者)。最后在“工愁善病,落落不自得”中离开了人世。从此,邓氏家族也就逐渐走向衰落,直到解放前夕。
九、今日邓氏家族
  从明朝初年至今,邓氏家族经过六百余年的繁衍生息,人丁也在不断发展,据族内老人回忆,1937年家族最后一次在邓氏家庙(邓氏祠堂,在今观前街)聚会,后因为到会的人太多,才改在今天的山陕会馆举行大聚会续家谱时,在聊城共有约五十余户。后因为战乱和解放以后的具体情况,再也没有续过家谱,因此,现在具体的情况无法详细说明。随着历史的发展和家族中成员的努力,今日邓氏家族中也出现了一些著名的人物。如被誉为“聊城一代武师”的邓清源(第十八代),抗日战争中牺牲的新四军革命烈士邓延熙(别名白果,第二十代),也有远在海外的游子,但大家都是邓氏家族的一员,过着普通老百姓的生活。现对族内近代涌现的几位著名人物介绍如下:
    邓清源——(1897—1971)聊城邓氏家族第十八代后裔,聊城一代武师。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曾率弟子代表聊城参加山东省国术(武术)比赛,并获奖。他“七、七”事变后积极参加抗日活动,其弟子刘继海、杨萱庭等参加了抗日民族英雄范筑先将军领导的抗日军队,此义举在当时传为佳话。解放后,邓先生积极从事武术的教育工作,慕名求教者络绎不绝可谓桃李满天下。为社会各界输送了大批优秀人才,为弘扬祖国武术文化和促进聊城民间武术活动作出了卓越贡献。
    邓延熙——(1919—1941)聊城邓氏家族第二十代后裔。字康民,后化名“白果”。一九三六年考入济南省立第一师范高中师范科。“七、七”事变后积极从事抗日活动,一九三八年十月到达革命圣地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一九四○年春在延安参加了从华北南下的八路军(南下后改为新四军),到达苏豫皖革命根据地。历任新四军第三师政治部宣传队长,新四军第三师第七旅二十团三营教导员兼江苏盐城县第十四区区委书记。一九四一年秋天在一次日寇对我苏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中,为掩护部队转移而壮烈牺牲。烈士牺牲的地方江苏省建湖县承平乡被地方党组织命名为“白果乡”。

【附件】
东昌邓峄亭墓表
方苞[注]
    雍正十三年(公元1735年,下同)夏,东昌邓钟岳将告归,以曩所述赠君及田太安人。行略示余,曰:“吾故知子于志表之文,虽亲故无假,非敢以私请也。将以入宗谱,惟子讨论焉。发而观之,皆庸行,所宜然有难焉者。”
    君十载丧母,嗣丧继母,至再父殁,承重丧大。父母哀麻不绝于身者近二十年,皆能尽情以赴于礼。其为国子监学录,年未及三十,丁内艰。念大父(祖父)官闽,南父(父亲)官代北,代父服勤就养,遂不复补官。余尝过东昌,无老少皆称钟岳孝悌修饰,具言其家法。虽未指目君之为人,而钟岳所述之无虚,溢可知矣。昔余大父为学官于芜湖,君之大父参议公适司,芜关降爵列而为友。余与钟岳未见而相知,既订交果,不悖于所闻其家法之善,又亲得之于其乡人,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知。为人祖父者,宜慎行其身,以开其子孙。而子孙能贤,亦以徵信为其祖。若父之善行,又钟岳不以志表属。余乃所以重其亲,信于友,而余之不能已于言端由于是焉。田安人与君比意同力,以事亲长。岁庚午,君侍大父母于家,闻父疾,赴山右,而参议忽遘疾甚危,邢宜人笃老,安人承凶,临于别室,易衣奉姑而侍舅疾。比参议之终,邢宜人竟未知有子之丧也。呜呼!是可则也矣。
    君讳基哲,字骞之,号峄亭。以太学生授邹县教谕,迁国子监学录。生于顺治乙未年(1655年)二月,卒于康熙辛巳年(1701年)十月,享年四十有七。以雍正元年(1723年)覃恩赠承德郎,翰林院修撰。田氏为东郡名族,安人,岁贡生讳宫芳次女,生于顺治丙申年(1656年)三月,卒于雍正癸卯年(1723年)三月,享年六十有八。封太安人。子男四人。钟岳,康熙辛丑(1721年)进士一甲第一,授翰林院修撰,历官礼部左侍郎,雍正十二年(1734年)以奏对失辞,降级调用。次钟音,雍正丙午(1726年)举人,拣选知县。钟叙、钟一,雍正己酉(1729年)同榜举人。女五人,并适士族。孙男八。雍正乙巳(1725年)十一月合葬参议公墓右第一穴。.
    [注]方苞:(1668-1749),字灵皋,号望溪,安徽桐城人。清朝散文家,桐城派创始人。康熙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与邓钟岳交厚。

东园柳枝词
(选自《寒香阁诗集》)
邓钟岳

林影参差欲障空,云廊画阁有无中,

清明十日风光好,绿到垂杨第几重。

梅花已落杏花稀,嫋嫋游丝扫石矶,

似共幽香有瓜葛,碧云深处片飞红。

野岸依依似灞桥,行人拂首黯魂销,

生憎无赖双飞燕,故逐回风斗舞腰。

薄寒犹中伤春日,清泪长匀梦雨天,

怪是双蛾颦未扫,一螺青黛镜东边。

麴尘风起糁窗纱,万缕轻烟一道斜,

只有闲愁吹不去,满城飞絮落谁家。

树头新月细于钩,树底新烟翠欲流,

堪笑踏青人草草,任和烟月罩渔舟。

频依阑干唤奈何,青丝又蘸鸭头波,

伤心岂必金城感,一度攀条一倍多。

花事阑珊酒事荒,背人春色去堂堂,

多情不及轻盈柳,颠倒东风作意忙。

二有堂
邓钟岳
堂后松声静,堂前竹气深,

晚钟烟鸟定,明月挂疏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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