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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历史、理论与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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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0-21 14:13: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人口的存在、繁衍和变动以物质资料生产为基础,取决于一定的社会生产条件、社会生产方式和历史环境。不同的社会生产方式有着不同的人口再生产模式和人口增长规律,相应地产生和形成了不同的人口理论和人口政策。
第一节  人口发展的历史与现状
  翻开历史,我们发现人类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适应自然环境的奋斗史。人口状况受社会、经济、人口自身等各方面因素的影响,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的发生变动。人类在地球上生存,需要面对严酷和恶劣的自然条件,如何在艰苦的条件下开辟一隅作为自己立身之处,是一个古老而又现代的话题。
  一、世界人口发展基本态势
  世界人口产生和形成于距今100万年左右的“直立人”时期。世界人口最初分布于亚、非、欧三大热带、亚热带地区,随着人类适应能力的增强和地理气候与地理的变迁,最初的人类才开始由“旧大陆”向“新大陆”扩散,并最终分布于世界六大洲的全球土地上。
  根据人口发展的形式和特点,并在一定程度上结合社会形态的性质,可以将世界人口发展的历史过程划分为四个时期:史前时期(公元前100万年—前3000年);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公元前3000年—1650年);近现代时期(公1650年—1950年);当代发展时期(1950年以后)。
  (一)史前人口变动状况(公元前100万年—前3000年)
  史前时期包括三个时代:旧石器时代(公元前100万年—前15000年)、中石器时代(公元前15000年—前9000年)和新石器时代(公元前9000年—前3000年)。对史前时期世界人口规模的推断和估计,最早的是世界人口形成时公元前100万年的人口数。根据有关学者估计,公元前100万年世界人口为1万—2万人。中石器开始时的公元前15万年,世界人口数估计为300万左右,中石器后期的公元前1万年,估计为400万左右,而中石器末期的公元前9000年,估计为500万左右。
  人口的增长与一定的社会生产方式相适应。极端低下的社会生产力水平,是史前时期世界人口极端缓慢增长的终极原因。在采集渔猎时期,人类的生产工具异常简陋,除了稍经修整的木棒,就是用手工磨制的石器。在旧石器时代和中石器时代,人类正是利用这种原始的生产工具去谋取食物的。根据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当时的食物来源主要是采集植物食物和捕捉陆上及水里的动物。
  采集渔猎经济决定了当时的人口增长。尽管史前时期采集渔猎的人类大多居住在土地肥沃、气候温和的地方,从而可能保证一定时期内有规律地采集到足够的食物,但是,采集渔猎的地区范围以及食物总是受到自然环境限制的。此外,诸如饥饿、疾病、暴力、妇女生育能力和集团争战等,都是致使当时人口增长缓慢的原因。在采集渔猎时期,人类的人口学特征以极高的死亡率尤其是婴儿死亡率和很短的平均寿命为主。
  进入新石器时代以后,原始农业经济逐渐取代了采集渔猎经济,人类也逐渐从依赖型经济的桎梏中走出来,开始走向生产型经济。在这一时期,农业快速发展,农作物和农业生产技术的传播,引发了世界性的农业革命。在这个过程中,食物来源开始稳定起来,定居生活方式开始出现,人类的婚姻家庭制度也由血缘婚进入对偶婚。世界人口增长出现了第一次转折,世界人口数明显增加。根据联合国估计,公元前7000—前6000年,世界人口约为500万—1000万。新石器时代的世界人口数,由公元前9000年的500万左右增长至公元前3000年的3000万左右。较快的人口增长带来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人口浪潮。之所以称之为第一次人口浪潮,是相对于以往的人口增长而言.但总的来说,这次人口浪潮的增长速度仍是相当缓慢的,每年增加人口数约为4000—5000人。史前时期世界人口的人口学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极端缓慢的人口增长速度。在旧石器时代早期,世界人口每千年增长不到1%;旧石器时代中期约为3%;旧石器时代晚期约为6%;在中石器时代,每千年增长15%,在新石器时代每年平均增长约0.03%。在这一时期,世界人口增长极为缓慢。
  第二,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在这一时期,由于受环境的影响,出生率水平和死亡率水平相接近,约为50‰左右。高出生率和高死亡率并存,人口增长缓慢。
  第三,较低的平均寿命。据对欧洲和非洲发掘出来的公元前8000年以前的300多具成年人(即15及15岁以上的人)骨骸的考证,判断他们的平均死亡年龄为30岁上下,其中成年男人为33岁,成年妇女为28岁,活到40岁以上的人极少。
  第四,频繁的迁移、不断的扩散和不均衡的人口分布。史前时期的世界人口在采集渔猎经济下不断地迁徙,迁徙的结果是,人类除原来居住的水、温条件较好的中纬度地区,向其他气候带扩散,人类最早分布于亚,欧、非三个人类起源区。在旧石器早期,在亚洲的人口占据了全洲45%的土地,欧洲55%,非洲75%。到旧石器时代晚期的公元前4万年前后,亚洲的人口经过白令海峡陆桥,到达阿拉斯加。公元前1万年时到达美洲南端。同时,通过马来半岛和爪哇岛,扩散到大洋洲。公元前2.5万年前后,到达澳大利亚。至公元前1万年前,世界人口已遍布六个大洲。
  (二)古代和中世纪的世界人口(公元前3000年—公元1650年)
  古代和中世纪时期(公元前3000年—公元1650年)包括两个社会形态:奴隶社会(约公元前3000年—纪元前后)和封建社会(纪元前后—1650年)。世界各国进入这两个社会形态的时间先后相差悬殊,古埃及早在公元前4000年前后即已进入奴隶制社会,到公元前3188年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中国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的夏朝开始进入奴隶社会。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公元前3000年以后,人类社会开始从石器时代走向金属时代。生产工具的变革,推动了灌溉农业的发展,粮食收获比以往更为稳定。
  世界各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大多在纪元前后,中国进入封建社会的时间较早,约在公元前5世纪,其他地区则相对较晚。持续到1650年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欧洲各国陆续建立,生产力有了质的飞跃,人类社会则开始进入近代的资本主义社会。从世界人口的规模增长看,自人类社会第一次“人口浪潮”席卷古代和中世纪以后,世界人口在这一时期彻底摆脱了史前时期较低的增长状况,从而进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持续的缓慢增长过程。
  这一时期,世界人口增长的状况大致如下:公元前3000年至前2000年,1000年间由3000万上升至5000万,每年增加2万人,公元前2000年至前1000年,l000年间由5000万上升至1亿人,每年增加5万人;公元前1000年至前500年,500年间由1亿上升至1.5亿,每年增加10万人;到了公元元年,世界人口约为2.3亿人;1000年,世界人口为2.75亿人;1300年,世界人口为3.84亿人;到了1650年,世界人口达到了5.45亿人。总的说来,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虽然较诸史前时期要快得多,但仍是相当缓慢的,尤其是公元元年过后的1000年内。奴隶社会的畜牧经济和农业经济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大庄园”的农场制度。同时,金属材料(特别是铁)作为制造生产工具的重要物质材料的推广,间耕作业和畜牧业的进一步完善、新技术的发明,都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在奴隶制经济下,人类在基本生存空间上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深受自然因素的制约。在这样的环境下,死亡率较原始社会开始下降了;出生率维持在原始社会的水平上。生活的改善还可能使平均死亡年龄提高,平均寿命延长。
  奴隶社会的人口增长进度比原始社会有显著提高。据估计,世界人口的增长速度,大约从新石器时代平均年增长0.029%提高到这一时期的年增长0.066%。尽管这一增长率仍然很低,但对世界人口增长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它使人口开始出现较快的缓慢增长。但与此同时,奴隶社会的生产关系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约了人口的规模。连年的战争,使得大量奴隶在战争中失去生命。奴隶在十分艰难的条件下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因而常常死于劳动之中。奴隶在婚姻和两性关系上还受着种种限制。疾病和战争是奴隶社会最主要的两种死因。这些因素不但制约着人口的死亡率,还制约着人口的出生率。
  封建社会下,地主阶级占有大部分基本生产资料(即土地),并且不完全地占有农民(农奴)。这是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比起奴隶社会,在封建社会里,农民有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地主也不能像奴隶主那样通过劫掠和战争来获得廉价的劳动力。一方面,农民因占有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有了生产积极性,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并倾向于多生多育,以增加劳动力;另一方面,统治阶级通常鼓励甚至通过国家政权用法律来强制早婚早育和多产。此外,地主也不再像奴隶主那样对农民或农奴有任意的生杀大权,殉葬和人祭的陋习也基本取消,因而有利于人口增长。在奴隶社会已经形成并盛极一时的城邦,在封建社会里并没有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的发展仍相当缓慢,城市的规模和数量比起奴隶制社会没有显著发展。从全世界来看,封建社会的人口增长相当缓慢,据估计,从公元元年至1500年,平均年增长率为0.063%,比公元前1000年的年增长率低。一些国家甚至比这一增长率更低。
  在欧洲的中世纪,人口的增长呈现着缓慢的并时有起伏的蠕动增长状态。中世纪的欧洲,生产技术是有所进步的,许多重要的技术革新,如重犁、三圃轮种制、挽马的新方法与农业、畜牧业的进一步结合等,导致农业生产率在一定程度上的提高。在这一时期,城市快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口的增长。
  在这一时期,战乱和瘟疫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封建社会下人口的增长。进入封建社会,为掠夺奴隶或奴隶起义而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固然没有了,但战争依然频繁。这时候继之而起的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这种矛盾最终导致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或内战。由此而引起的战争,使封建社会的人口成批地死亡。同时,瘟疫大规模盛行,也是人口减少的重要因素。
  总的来说,古代和中世纪世界人口的人口学特征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人口规模在波动中增长。据估计,奴隶社会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高于原始社会,约为0.066%。公元前2000年至公元元年平均增长率为0.076%;公元元年—1000年,年平均增长率约为0.02%;1000—1299年为0.1%;1300—1399年世界人口绝对减少;1400—1650年为0.2%。
  第二,平均预期寿命较之奴隶社会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世界人口预期寿命较之以前有很大的提高,古代和中世纪人口的预期寿命大约为20—40岁,奴隶社会在25岁左右,封建社会在30岁左右。
  第三,死亡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仍然很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环境的改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的死亡率有一定程度的下降。但是阶级社会连年的战乱和饥荒,同时瘟疫的发生,导致了死亡率下降的幅度并不大,且波动较大。
  第四,人口密度仍然较低,人口分布主要集中在亚洲。公元元年,亚洲聚集了世界2/3的人口,第二位是欧洲,第三位是非洲,其次是美洲和大洋洲。虽然各州人口的比重在这一时期略有变化,但世界人口分布态势基本没有多大改变。
  第五,婚姻方式转变到一夫一妻制。随着阶级社会的形成,人类的婚姻方式由对偶婚过渡到一夫一妻制,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有重要的作用。
  (三)近现代时期(公元1650年—1950年)
  近现代阶段是资本主义产生和发展时期,进入现代阶段后,资本主义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诞生,并发展成为与资本主义并存的社会力量。这一时期的社会生产力高速地向前发展,比人类社会的前几个时期,有了质的飞跃。这为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在1900年以前,世界人口的增长主要是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口增长,由产业革命引发的人口增长在这一阶段经历了缓增、急增再转入持续下降的过程,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虽也有所增长,但仍然相当缓慢。1900年以后,发达地区的人口急速增长峰期已过,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开始出现增长的趋势,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加速特征明显。这一时期被称为向剧速增长时期过渡的轻快增长时期。这一时期的过渡性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高速发展,带来了社会、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的一系列变革,尤其是现代医疗卫生技术的进步和普及,为死亡率的下降提供了前提条件。
  这一时期的世界人口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这一阶段以“产业革命”为标志,这一时期的人口增长被称为第二次人口浪潮。
  同样具有革命性意义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人口统计得到建立和发展。18世纪中叶从北欧国家开始的人口普查,对于世界人口发展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继北欧各国实行人口普查后,美国(1790年)、英国(1801年)也相继开展了人口普查。到20世纪以后,人口普查纷纷为各国所采用,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后,世界上大部分国家都开展了这项人口统计活动。尽管人口普查在各个地区开展得并不十分完善和全面,但它毕竟表明,世界人口史开始有了比较准确、详细和科学的人口资料,从而为人们了解世界人口状况,研究世界人口发展,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这一时期世界人口的规模增长呈现缓慢加速的趋势,后期增长快于前期。比起史前时期及古代和中世纪时期的世界人口增长,这一时期的增长是稳定的,且渐渐加速。其中,1650—1900年,世界人口由5.45亿增长至16.50亿,净增加11亿;1900—1950年,世界人口由16.50亿增长至25亿,净增加8.5亿,后期增长比前期更快。在这一时期,世界各大洲人口的增长情况、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情况有很大差异。亚洲和非洲的人口增长率最低,北美最高。北美连同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其人口的增长,主要地来自欧洲的移民迁入及这些人口的增殖。因此,从人口的自然增长上看,欧洲无疑是最快的,再考虑到人口的迁出,欧洲人口的实际自然增长更高。据估计,1750年时欧洲人口是1.45亿,而1950年包括移出的人口,总数有8亿,200年中实际增长4.5倍,相当于亚洲人口增长倍数的2倍多。
  欧洲、北美和大洋洲是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生产力水平较高的地区,在资本主义上升阶段,人口增长已相当迅速。据估计,1700—1900年,这些地区人口合计增加2.86倍,而同期亚、非、拉广大地区基本上全处于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生产力发展异常缓慢,两个世纪合计人口增长1.34倍,与前各相差1倍以上。18世纪后半期,亚非拉人口合计占世界总人口的74.6%,到1900年已下降为65.3%。进入20世纪,这两类地区人口又呈不同的增长状态,发达地区人口增长放缓,并过渡到低增长,而发展中国家地区人口增长开始缓慢地加速,出现引人注目的变化。
  工业化进程的开始和加速是这一时期人口出现增加的主要因素。以英国为例,英国从18世纪中叶开始工业化过程。工业化使英国扩大了经济上的生存空间,从而为人口高增长提供了物质基础。一方面,英国人口的出生率有了上升;另一方面死亡率在18世纪中叶后稳步下降。这种持续的高出生率和下降的死亡率状况大约维持了半个世纪左右,英国的人口出现高速增长时期。同时,农业革命也促进了人口的增长。第二次农业革命开始于19世纪中叶的英国,在19世纪后半期扩展到西欧和中欧的部分国家。这一时期主要以工业化时期运输业、制造业和科学的发展为基础。因工业化而带来的农业机械化,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力,同时也促进了农村人口的城市化。
  这一时期的人口大规模增长是与死亡率的快速下降紧密联系的。总结起来死亡率下降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五点:第一,农业的发展;第二,工业化进程加速;第三,社会改革的实践;第四,公共卫生状况的改善;第五,医学的发展。死亡率的大幅度下降促进了人口规模的快速增加。
  伴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这一时期出现了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一些发达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在第二次“人口革命”中形成高人口增长率的部分原因是来自欧洲的迁移。据估计,16世纪以来,特别是在1875年以后的50年中,大约有6000万欧洲人迁居海外。欧洲的移民高潮出现在19世纪后半期以后,在1846年—1936年近一个世纪中,整个欧洲共迁出5159万人,并且,规模不断增大。20世纪初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欧洲平均每年外迁人数,比19世纪中叶的年平均数30万多了4倍。
  总结起来,近现代世界人口的人口学特征有以下几个特点:
  第一,前所未有的人口快速增加。这一时期的增长速度是以往历史上所难以比拟的,尤其是1920—1940年,世界人口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达到1%的水平。
  第二,死亡率、出生率在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存在差异。发达国家的死亡率下降先于出生率下降,而且下降的速度较快。而发展中国家只是在这一时期的后期死亡率出现下降,出生率仍然居高不下。
  第三,平均预期寿命大幅度提高。在这一过程中,世界各地区的平均预期寿命出现不同程度的提高,发达国家比发展中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提高的幅度大。
  第四,世界人口分布出现变化。亚洲、非洲的人口比重均出现下降,其余各洲人口比重上升。此外,人口的增加使得人口分布密度大幅度增加,1900年世界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约11人,而1950年时则为每平方公里约为17人,提高了近6人。
  第五,世界开始出现人口城市化进程。城市的兴起并迅速发展,从18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期,城市人口的发展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时期。1800年,世界城市人口仅为3%,到1900年达13.6%,到1950年时,则达到28.8%。
  (四)当代人口发展时期(1950年以后)
  20世纪后半叶是世界人口急剧膨胀的时期,进入到这个时期,世界人口问题被广泛关注。这一时期人口变动的特点是: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加快,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人口剧增的主角。人口的快速增加迎来了第三次人口浪潮。
  世界人口在1950—1990年短短的四十年里翻了一番多。不断加快的世界人口增长还可以从世界人口每增10亿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得到进一步说明。当人类经历了数百万年至1804年时达到10亿人口,此后每增10亿人口的时间越来越短:1927年20亿(经历123年),1960年30亿(经历33年),1974年40亿(经历14年),1987年50亿(经历13年),1998年60亿(经历11年)。
  从这一时期的人口自然变动来看,世界人口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是趋于不降的。但是,二者下降的起点、幅度和速度等均不相同。世界人口的出生率从50年代上半叶的36‰下降到90年代初期的27‰,下降了9个千分点。同期死亡率则从19.7‰下降到9‰,下降了10.7个千分点。人口自然增长率在50年代初为1.83%,在90年代初为1.8%,仅下降了0.03个百分点。由此可见,世界人口的增长并没有放慢。
  但在这一时期,世界人口各地区的自然变动状况不同。对于发展中地区,死亡率从1950—1955年的24.2‰降到1965一1970年的14.9‰,而此间出生率仅从44.5‰降到40.2‰,使得人口增长率由2.05%上升到2.52%。虽然自70年代以来生育率开始下降,但人口增长率一直保持在2%以上,到1990一1995年才降到2%以下(1.88%)。对于发达地区,出生率在1950一1955年至1960一1965年间都保持在20‰以上,总和生育率由三四十年代的更替水平以下回升到五六十年代的2.8左右。然而发达地区自60年代中期以后,生育率和出生率又迅速下降到战前的低水平并且越来越低于更替水平,人口逐渐趋于零增长。
  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自然变动存在着较大的差异,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发展中国家人口膨胀直接导致了当代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急剧增加的人口引起了人们对于控制生育的关注。从70 年代起,陆续有国家对人口的快速增长加以干预,并取得了一定成效。最早提出控制生育的国家是印度,在1952年印度政府提出并实行了“要降低生育率,把人口稳定在国民经济的需要相一致的水平上”。随后,泰国、巴西、埃及、墨西哥等国家先后实行人口控制政策。在实行生育控制之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生育率大幅度下降。作为人口大国之一,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成效显著,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的历史性转变,有效地缓解了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为世界人口做出了贡献。
  根据人口增长的特点,当代世界人口的增长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50—1970年,表现为人口增长率的迅速上升,由1950—1955 年的1.78%上升到1965—1970 年的2.04%,这种增长主要是由死亡率下降引发的;第二阶段即70年代,人口增长率迅速下降到1975—1980年的1.73 %,主要由生育率下降导致;第三阶段是20 世纪70年代后期以来相对稳定的人口增长率,1985—1990年的增长率仍维持在1.73%。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人口增长率再次出现迅速下降,这是人口增长经历的第四阶段。
  人口自然增长的地区差异,必然导致人口分布发生一定的变化。从1950—1991年40多年的时间里,世界人口的分布已发生明显的变化。亚洲人口比重由原来的下降转为上升;非洲人口比重继续上升;欧洲、北美和大洋洲则继续下降;拉丁美洲先是上升,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稍有下降。到2009年,亚洲人口比重位居世界第一位,其次是非洲、欧洲、拉丁美洲、北美洲和大洋洲。了解未来世界人口的发展趋势,需要了解未来世界人口的规模和结构、通过联合国对未来世界人口趋势的预测,我们可以看到:
  首先,世界人口仍将快速增长。根据中等水平的预测,世界人口在未来的43年内将增加25亿人(2007年统计),从67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92亿人。这一增量相当于1950年全世界总人口,并且绝大多数来自不发达国家的人口增长。不发达地区的人口将从2007年的54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80亿人。相比之下,发达地区的人口将继续保持12亿人。其中,相比之下,50个最不发达国家人口将从2007年的8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17亿人。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将从2007的46亿人增长到2050年的63亿人。
  其次,世界人口出现老龄化,各地区年龄结构存在差异。生育率和死亡率转变引起年龄结构转变,世界各国的年龄结构转变取决于它们的人口转变过程。死亡率先于生育率下降引起人口年轻化。而生育率下降以及平均预期寿命的延长的主要后果是人口老龄化。由于生育率下降造成人口增长的减慢,世界人口逐渐形成人口老龄化问题,在发达地区,已经有20%的人口超过60岁,这个比例在2050年将达到33%。在整个发展中国家,老龄人口(60岁及以上)已经超过少儿人口(15岁及以下),到2050年预计老龄人口将是少儿人口的2倍。虽然在发展中国家,人口老龄化问题不是非常突出。然而,其中大多数国家进入了人口老龄化迅速增长的时期。在整个发展中国家,当今只有8%的人口进入60岁及以上,但到了2050年这个比例将达到20%。
  再次,人口增长仍然集中在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从2005年至2050年,根据预测,8个国家的人口增长数量将占世界人口预测增长总数的一半,它们分别是:印度、尼日利亚、巴基斯坦、刚果民主共和国、埃塞俄比亚、美国、孟加拉国和中国。
  总的来说,世界人口在未来仍将继续增长,同时伴随着各个国家和地区不同程度的年龄老化。这一方面是对资源、环境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对各个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和供养能力的挑战。与此同时,解决有关人口大量集聚在城市、不发达地区的贫困和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既是一个重要的理论间题又是一个迫切的现实问题。各国不但要解决好本国人口问题,而且要加强国际合作和交流,与世界其他国家一起共同促进人口和谐发展。
  二、中国人口发展与人口转变
  中国是世界上人类和人类古文明最早、最重要的发祥地之一,也是人类文明发达较早的国家之一。据全国各地发现的原始人类遗迹可以看出,早在250万年前,在中国这块广袤的土地上,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在这辽阔美丽的土地上生存和繁衍,在与太自然的斗争中,中华民族逐步发展起来。
  在旧石器时代,生产力极其低下,人口再生产深受自然因素制约,死亡率及高,寿命很短,人口数量稀少,平均每千年的增长率还不到1%。然而随着原始农业的出现,生产力进一步发展,从距今1万年前原始农业出现到夏初时期,中国人口每千年的增长率为40% ,比旧石器时代的不到1%加快了许多倍。但是从总体上看,仍然处于较低的增长水平。
  除了人口发展缓慢及数量的稀少外,原始社会人口的另一个显著特点是空间分布极不平衡。由于气候条件适中,黄河中下游地区人目相对稠密,其人口密度高于长江中下游,更高于其他地区。长江中下游的一些地区虽然也出现了较发达的原始文化,但受自然环境的变迁影响较大,到新石器时代生产活动基本上是以农耕和渔猎并重;广大北方以渔猎畜牧为主;西南和华南以渔猎为主;总的生产力水平仍不能同黄河中下游相比,因此人口极其稀少。
  从最早的原始社会到今天,中国人口在曲折中发展。以历史年代划分,中国人口经历了以下几个发展阶段:
  (一)夏商周时期
  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进入了古文明社会。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共历时约18 世纪,先后经历了夏、商、周三个王朝及周亡以后的战国时期。这一期间社会生产力比过去有了很大发展。从生产技术看,铜、铁器和牛耕逐步得到推广,水利事业也有所发展,加上商业、手工业及一大批城市的兴起,标志着生产力发展达到了新高度,而这一切同人口的增长是互为因果的。伴随着迁都的过程,夏朝已开始进行大规模的人口迁移。夏代的迁都原因,一是由于政权初建,屡遭夷人攻打而迁新都,二是为了征伐东夷方便将都城迁移。除少数几次迁都人口迁移较少外,大多数迁都都是要求都城百姓随迁。相比于当时的总人口规模,这一时期有较大规模的人口迁移。
  商朝的统治中心在今河南、山东、河北、陕西和山西、安徽和湖北一带。其统治范围东北到辽宁、南到江西、湖南等地,西面可能达到四川一些地方。与夏朝相比,商朝的疆域有所扩大,商朝的生产力在几百年间已比夏朝有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有了整齐规划的农田和灌溉系统。商业开始出现并发展,出现了商人阶层和金属铸造的货币,社会分工也更细。从商朝的劳动力比夏代更丰富等情况推断,商朝的人口较夏己略有增加,估计约在1500万左右。
  商朝的人口迁移比夏朝还要频繁,而且迁移人口也较多。从现有的历史记载来看,商朝在数百年间的统治期间,仅有记录可考的迁都就有14次,几乎每次迁都都要都城内的百姓随迁。商朝的人口迁移不仅频繁,而且每次迁移人口规模巨大,尤其是集体迁移的次数和迁移人数,都远远超过夏代。这是商朝人口迁移的一个显著特点。
  西周是我国的奴隶制社会由强盛逐渐趋于衰落的时期。西周前期是奴隶制的繁荣时期,当时的农业生产已有了较大的发展。使用金属制造的工具已经比较普遍,因此就可以比以前更为省力地开垦出大片的耕地,耕作技术开始有了较大改进,农业产品大量增加。西周时期的手工业、冶炼业、陶瓷业等也都有很大发展;同时,科技、文艺也有较大的发展。
  西周初期已经有了较详细的人口管理政策。据历史记载,周宣王三十九年(公元前789年)在“太原地区”的“料民”,是我国历史上有史可查的最早的人口统计。“料民”就是清查统计人口。西周时期初的总人口是1370多万。由于当时统治者连年征战,百姓屡遭战火、流离失所、人力物力消耗殆尽,加之奴隶大量逃亡。因而总人口从周成王时的1370多万下降到周庄王十三年时的1180多万。其间379年,人口不但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近200万人。
  春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尽管诸侯争霸,战争频繁,生产力还是有了新的发展,其中某些地区的变化十分引人注目。如楚国最初处在“辟在荆山,毕路蓝缕,以处草莽,破涉山林”(《左传·昭公十二年》)的状况,而到了春秋时期其国力已堪与中原大国匹敌。在人口相对稠密的黄河中下游平原,西周时仍有不少林莽丛生的无主“隙地”,到春秋时期也大多被开垦出来。
  从以上情况看,夏、商、周三代中国人口的年均递增率约为0.57‰,与新石器时代相比有一定程度的提高,但总的说来仍然是十分缓慢的。其原因乃在于夏、商、周三代固然存在着促升人口增长率的积极因素,即生产力的发展,但又同时存在着抵消这种增长的消极因素,尤其是广大奴隶沦为“畜民”(《尚书·盘庚中》),他们担负着供养整个社会的繁重劳动,不仅毫无人身自由,奴隶主对之还操有任意的生杀之权。处在这种悲惨境地,必然出生率很低,死亡率很高,自然增长率始终停留在极低的水平上,并可能经常出现负数。
  整个夏、商、周三代,中国人口的分布范围逐渐扩大,尤其是长流域得到进一步的开拓,但人口重心始终位于黄河中游。随着生产力发展和人口密度提高,以往的采集、渔猎和游耕的生产方式逐渐成为历史陈迹,人们的聚居方式亦由漂泊游徙转变为定居。在这个过程中,城市继原始社会末期出现萌芽之后,进一步兴盛起来,先后涌现的商城(今郑州)、殷墟(今安阳小屯)、临淄(今淄博市东北部)均达到十分宏大的规模。
  战国时期齐、楚、燕、赵、韩、魏、秦“七雄”出于争霸天下的目的,进行了一系列名曰“变法”的社会改革,有力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口的增殖。但连绵不断的兼并战争(约每年一次)成为遏制战国时期人口增长的重要因素。关于战国时期的总人口数,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有一个估计:“在七国中,楚国土地最广,能出兵百万,按五人出兵一人计,约有人口五百万。魏兵七十万,约有人口三百五十至四百万。齐和魏差不多。秦、赵相当,都能出兵四十至六十万,合计人口约有五六百万。韩、燕不相上下,韩兵三十万,两国合计也在三百万人以上。七国人口没有详细数字,约计超出二千万”。
  (二)秦汉时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而一统中国。国家的统一,本应为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创设了良好条件,但秦始皇以“臣畜天下”的野蛮政策滥用民力,造成经济和人口的大倒退,使秦朝仅延续15年就灭亡了。
  中国人口在短时期内连续经历了三次大损耗。秦灭六国后,人口总数估计仅约2000余万。再经过秦之暴政和秦末战争,至汉初已减至1800万,甚至更少。与战国时期的峰值相比,减幅至少达四成,这是中国人口在到建制度时期经历的第一次大浩劫。
  公元前202年西汉建立,面对全国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的局面,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促进经济和人口恢复发展的措施,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时(公元前150年前后),全国人口已达3000余万人,突破了战国时期的最高纪录,至武帝初年(公元前134年)又增至3800万人。西汉后半期由于土地兼并日盛,赋役大量增加,人口再生产的环境远不如初期那样有利,但靠着人口发展的惯性作用,其总数仍继续上升,到纪元初年达到了6500万人,是为“汉之极盛”。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的绝大部分都仍集中分布于黄河中下游地区。
  西汉末年社会矛盾日趋尖锐,又发生了王莽篡汉及对匈奴的大规模战争,加上连年发生自然灾害,各种破坏性的力量聚集到一起,促发了一场长达几十年的大动乱。由于这场动乱对南方影响较小,流民大量南迁,使中国人口分布发生了南增北减的显著变化。以较具代表性的东汉永和五年(公元140年)与西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比较,黄河流域人口约减少42%,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却分别增长50%和140 %,三大流域的人口比率由83 :16:1变为63:33:4,成为中国历史上人口地理分布的第一次突变。东汉延续近200年,人口在大乱之后逐渐恢复,至后期(公元180年前后)估计已越过西汉的峰值,达到7000万人。
  (三)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
  东汉末年朝政腐败,社会动乱迭起,黄巾军农民起义遭到纹杀之后,全国即陷入豪强割据、军阀混战时期。经过多年混战和兼并,3世纪初进入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这时全中国范围内的人口总数下降到有系统官方统计以来的最低点,即魏国504万人、蜀国128万人、吴国256人,合计888万人。考虑到战乱时期必然会有大量的逃亡、隐匿和缺漏,上述官方统计显然是偏低的,估计三国初期全国实有人口大约为2000万~2500万人,与东汉最高人口数相比减少了65%以上,在前后两千多年的历次动乱中降幅是最大的。在地理分布上,魏国约占全中国范围内总人口的1/2,蜀国占1/6,吴国占1/3。与过去相比,黄河流域的比重又有减小。
  三国中后期,人口开始自低谷回升。公元280年西晋灭吴后统一全国,又采取了一系列较为积极的经济措施,不久人口就恢复到4000万人左右。从公元290年“八王之乱”起,国家又陷于动乱。公元316年西晋王朝颠覆,各地各民族纷纷建立割据政权,全国即进入了大分裂、大糜烂、大破坏的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前后历时约280年。当代学者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人口毁灭时期”。期内北方人口在十六国前期跌至深谷,许多郡人口尚不及西晋的1/3,但十六国后期,尤其是北魏、北周建立后,北方人口有所恢复。在中原连年纷争之际,中国南方则未受干扰,多数时间得以保持小康局面,北方大批流民的南逃,也有利于经济和人口发展。范文谰在《中国通史》中估计南方人口最多时可达1500万人,考虑到大量被隐匿的户口、“不书名籍”的人户及逃浮人户,总数达到2000万人也是很可能的。
  综观整个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的总人口大多波动在4000万人左右,峰值可能达到5000多万人,其中北方波动较大,南方较小,合计数始终距西汉和东汉甚远。
  (四)隋唐时期
  公元589年隋朝统一全国。开国之君隋文帝在推行经济改革的同时,大力整顿户籍,促使人口迅速增长。不久总数即接近6000万人。但隋炀帝即位后,横征暴敛,滥用民力,开运河,修长城,攻林邑,伐高丽,筑西苑,幸江都,把整个社会推到绝境,在接踵而至的大动乱中,人口再度剧减。至唐初,总数估计仅约2500万人,20年内降幅超过五成。其中山东、河北、河南境内的人口都减少了80 %,甚至90 %以上。
  公元628年唐朝统一中国,结束了延续近五个世纪的全国性动乱和分裂,国家从此进入了一个比较长久的安定繁荣时期。唐初,以唐太宗为代表的统治者面对紧急全面崩溃的局面,实行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改革,同时采取措施加速人口发展,如推行早婚、检括户口、收抚外流人员、招徕外族人口等,这些都显著地促进了人口的繁殖。7世纪中叶,黄河中下游平原还是“田地极宽,百姓太少”(《通典·食货·历代盛衰户口》),半个多世纪以后,全国已达到“四海之内,高山绝壑,耒稆亦满”(《元次山集·问进士》)的程度。
  唐朝官方统计的人口数从未超过5300万人,这是明显偏低的,当时就已有不少人指出了这一问题,并认为原因仍在于对户口的隐匿遗漏太多。后来杜佑在《通典》中估计8世纪中叶的盛唐之期全国至少有一千三四百万户,按当时10 户58人计,总人口在8000万人左右。
  公元754年震动全国的“安史之乱”爆发,这场历时近10年的大动乱使唐朝的经济和人口发展遭到极大的挫折。乱后官方统计的人口数剧减一半以上,损失最惨重的还是黄、淮流域,其中有的地方人口只剩下几十分之一。“安史之乱”的战火未直接烧到南方,战乱中大量难民南迁,从而导致自西汉末年以来中国人口地理分布的第二次大突变,北方与南方的人口比率由6:4 倒脚为4:6,并长期维持在这一水平上,长江流域从此取代黄河流域成了中国的人口分布重心。
  “安史之乱”后唐朝虽然还维持了100多年,但朝政非常腐败混乱,人口始终未得到真正的恢复,官方统计数最高时也仅达到乱前的60%。9世纪中叶以后,全国的政治经济形势更趋恶化,农民起义此伏彼起,各地军阀之间也展开血腥混战。公元907年,唐朝在长期战乱中覆亡了。中国总人口在唐代后期的低水平上又有所下降,直到五代十国的末期,建立了颇有作为的后周政权、才扭转了经济和人口长期下降的趋势,为尔后宋朝的统一繁荣打下了基础。
  (五)宋、辽、夏、金时期
  公元960年北宋建立,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和人口又走上了恢复发展的正常轨道。宋初官方统计的户口仅约500万户,一个半世纪后便升至2100万户以上。这两个数字虽然不完全可比,但人口迅速恢复发展的总趋势是确凿无疑的。由于除户数外,宋朝的官方统计只提供了成年男子的数量,因此对全国总人口只能按一定的比例推算。若以每户4口计,前述2100万户相当于8000多万人;若以每户5口计,总人口则已超过1亿。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北宋的人口明显高于唐代的峰值,农工商各业及城市的发展都能为此提供有力的旁证。
  北宋的版图远小于汉、唐,面积仅约250万平方公里。当时在中国的北部、西部和西南部,还有若干由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如辽(契丹)、西夏、大理等。对于其人口,国内外学者的一般估计是,辽1000多万,西夏数百万,同北宋合计,到12世纪初中国范围内的总人口第一次肯定地突破了1亿大关,并有可能达到1.1亿以上,甚至1.2亿,从而又攀上了人口发展曲线上的一个新台阶。
  在北宋的版图内,秦岭、淮河线以北面积占31%,总户数仅占28 %,即使加上辽和西夏,也远低于南方。西汉时全国9个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级行政区全在北方,盛唐之时全国4个人口最稠密的一级行政区也全在北方,而到了北宋,5个人口密度最大的一级行政区中,除居第三位的京畿路外,其余均位于南方,其中3个在长江下游南岸,充分说明中国人口分布重心已经南移。除南北之对比外,北宋的人口分布还出现一个新特点,即东部与西部之间的差距显著扩大,而过去这一差异远不如南北差异那样鲜明。
  公元1125年,从东北兴起的金国南下灭辽,翌年攻破宋都东京,是为“靖康之难”。1127年南宋政权建立,此后中国即陷入南宋和金的长期对峙局面。在“靖康之难”中,全国自北向南“几千里无复鸡犬,井皆积尸,莫可饮”(《庄季裕·鸡肋篇》),人口再遭浩劫,其中黄河至长江的中部地区损失尤为惨重。在南宋和金一个多世纪的对峙期间,双方的人口从前期的低谷中均有所恢复、其中北方较快,南方较慢。至13世纪初,即金、宋对峙的后期,南北方人口总数已逐渐赶上宋、辽、夏的合计数,达到1.2亿以上,“靖康之难”中的人口损失逐渐得以恢复。
  (六)元、明、清时期
  13世纪初,蒙古族逐渐强盛,先后灭西夏和金,1271年正式建国号为元,5年后灭南宋统一中国。元代时期,蒙古统治者一直奉行反动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元朝自始至终都面临着历代皇朝所少见的深重社会危机。此外,蒙古族过去一直过着奴隶制的游牧生活,入主中原后,这种落后的生产方式对经济的恢复发展起了很大的干扰和阻碍作用。上述种种原因都抑制了元代人口的增长,但期内广大边疆地区逐步得到开发。
  元代的人口分布有两个特点:一是南方人口比重更大。长江以南、云贵高原以东几乎集中了全国人口的3/4。原因除战乱主要发生在北方外,还在于元灭南宋晚于金42年,期内经济政策有一定变化。二是沿海人口稠密带逐渐形成。以元代同北宋相比,全国总人只少不多,而从长江口向南直至海南岛的沿海地区,大部分人口都增长了一倍左右,并兴起了泉州等繁华的港口贸易城市。
  公元1368年明朝建立,14年后全国实现了统一。同以往历次改朝换代一样,元末明初全国人口也有所下降,但降幅比前几次小,估计仅在1/5 左右。建国之初,明朝统治者在促进农业生产上采取了不少措施,同时在全国推行“黄册”制度,以加强户口管理,还把最低婚龄降至男16岁,女14岁。明代总的生产力水平比唐、宋、元几代又有显著提高,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单产也有所增长,从国外引进的甘薯、玉米、南瓜、花生等多种新粮食作物很适应中国的自然条件尤其是广大丘陵山区及其他贫瘠土壤。所有这些都给经济和人口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著名学者徐光启在谈到明代人口再生产时指出;“夫三十年为一世,一世之中人各有两男子,此生人之大率也”。意思是说人口每30年可以翻一番。虽然就平均而言,明代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人口显著增长的急趋势是确定无疑的。
  明代南方的人口规模仍然明显超过北方,其中浙江、江苏、江西人口密度最高,云南、贵州发展速度则最快。明代学者在分析当时人口分布大势时曾指出:“以江北言之,两河、山东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陕西,最密者山西。以江南言之,闽广淮扬其适中者也、而最稀者湖广,最密者江浙。”基本格局与宋、元是完全一致的。
  明代中后期,政治极端腐败,赋役更加沉重。在社会矛盾空前激化之际,又进人了3000多年来最严重的一次“灾害群发期”。明朝最后二三十年,水、旱、蝗、雹诸灾连年不断,尤以黄河两岸灾情最重,最后发展到“草根木皮皆尽,乃以人为食”。如此惨烈的天灾人祸,终于触发了又一场大规模农民起义。公元1644年明皇朝解体,同年清军人关,以持续20年的血腥屠杀,确立了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皇朝― 清朝的统治。经过数十年的瘟疫、灾害和大动乱,全中国的总人口估计减少了一半。
  清代中期全国人口分布明显地偏于东南,江苏省以每平方公里却400余人的高密度显著领先,其周围的浙江、安徽,山东3省密度也超过200人;此外,南方还有4个省,北方有l个省,人口密度也在每平方公里100人以上。在全国近300个二级行政区(府、州、厅)中,人口最稠密的江苏省苏州府达到了当时世界罕见的每平方公里1000余人的高密度,其余超过每平方公里500人的二级行政区也有10个之多。与东南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西部和北部人口仍极度稀疏,新疆北部的塔尔巴哈台每平方公里仅0.01人,新疆其他大部分地区,以及西藏、青海、内外蒙古、黑龙江等也普遍在每平方公里1~1.5人以下。全国90%的人口密集在20%的土地上,充分反映出人口分布的极端不平衡。
  (七)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
  从1840年到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期内以1911年辛亥革民为界,分为清代后期和台湾省两个时段。
  清朝封建统治自“乾嘉盛世”后即败像日显,鸦片战争后帝国主义实力不断渗入,使中国内部原已渐趋尖锐的社会矛盾更加激化。这时又兼自然灾害频繁,1849年长江流域大水、浙江大疫、甘肃大旱等,死亡人数多达1500万人。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851年爆发了中国数千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运动。这场持续14年、波及17省的大内战,使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人口受到了极其严重的损失。据统计,到这场大内战结束时,浙江、安徽两省的人口均减少65%,江苏省减少56%,全国总人口减幅达1/4。长江中下游地区如此巨大的人口减耗,在其数千年开发史上还从未有过,中国南方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也自此开始回落。
  太平天国运动结束后,清朝政治在慈禧太后大权独揽之下更趋腐败,1873年全国“存仓谷米”仅为1850年的1/10。帝国主义多次发动侵华战争,从过索取了巨额赔款和大量特权,更加深了中国人民的苦难,致使经济和人口恢复非常缓慢,到1911年全国人口总数仍比历史峰值的1852年低8%。 但期内东北人口的大发展却非常引人注目,60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了腐朽的满清皇朝后,中国又陷入长期的军阀混战。1931一1945年间,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中,中国半壁江山痛遭沦陷,无数同胞惨死在日寇屠刀之下。民国虽仅历时38年,但自然灾害之多之重在中国整个历史上也是少见的,其中造成损失最惨重的有1915、1916、1925、1933、1934、1938等年份黄河的多次决口,1928一1933年西北数省持续多年的大旱,1920年的海原大地震,以及1931年和1935年的长江大水。同时,国民党政府奉行反动的内外政策,也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使人口再生产始终处于很不正常的环境之中。全国总人口从1911年的大约4.1亿增长到1949年的5.5亿,38年增幅仅约1/3,年均递增率为7.7‰,不过大致相当于清代初期和中期的水平。
  民国时期的人口分布大体上仍循着清代末期的轨道。由于自然增长率低,再加上人口大量向边疆、城市乃至国外迁移,中国内地和沿海许多农村地区(包括一部分中小城市)人口发展始终在低谷徘徊。至1949年,全国二十几个省中,人口数低于1911年的有广东省,低于1851年的有安徽、甘肃、山西、江苏、浙江等5省,福建、江西、湖北3省则既低于1911年,更低于1851年。这种状况显然是极不正常的。
  (八)新中国时期
  1949年共和国成立以后,随着死亡率的快速下降,人口增长速度又大幅度飚升。庞大的规模和过快的增长速度,不仅构成了中国人口最显著和最重要的特征,而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新中国人口发展主要经历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阶段,新中国成立初期,人口大幅度增长。从1949年到1957年,中国人口由54167万增加至64653万,年平均增长率为2.24%,人口快速增长的基本原因在于新中国的建立,使国家在政治和经济上迅速走向安定繁荣,广大人民的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医疗卫生条件改善尤为明显,人口死亡率快速下降,出生率仍然大致保持在过去的高水平上,从而导致高速度的人口自然增长。在这一时期已经出现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考。
  第二阶段,从1958年到1969年,确定限制生育的政策,但实施环境丧失,人口波动很大。1959年到1961年是我国经济的困难时期,人口增长出现低谷,据《中国人口统计年鉴》数据,1959、1960、1961年中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分别为10.19‰、-4.57‰和3.78‰,人口负增长的态势十分明显。而从1962年到1971年,中国大陆人口又出现了猛增,年均增长率高达2.83%,增速极其之高。其中“文革”动乱时期,虽然党和政府没有放弃过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针,但是实施计划生育的社会政治环境已不存在。人口恢复盲目增长的状态。1966年至1969年,年净增人口都在2000万以上。
  第三阶段,计划生育的实施,70年代人口增长速度减慢。在计划生育的有力推动下,全国人口出生率从1970年的33.43‰降到1979年的17.82‰,人口自然增长率从1970年的25.83‰下降到1979年的11.61‰;1970年全国年净增人口2144万,1979年则降为1125万。各项速度和增量指标几乎都下降了50 %以上。妇女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下降到1978年的2.7。中国在控制人口出生和增长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绩,扭转了在此以前持续了20余年的高生育和高增长的局面。这是中国人口发展史上,特别是建国以来人口发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
  第四阶段,80年代人口增长的波动与反复。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政治和经济形势发生了历史性变动,全国各项工作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在70年代初婚年龄大幅度提高、生育率普遍急剧下降之后,最初的“启动”效应已经过去,进一步提高甚至维持较高的婚龄遇到阻力;生育率已降到较低水平,进一步下降也比70年代困难得多。党和政府在总结建国以来处理人口问题的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战略意义,把计划生育定为我国的基本国策,将其全面科学地表述为“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并将其列入宪法。在实施环节,加强了领导,健全了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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