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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徙研究] 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迁徙与增减的思考(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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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1-6 10:5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中国历代人口分布的历史变迁及特点
1、中国古代历史上的人口变迁

华人(古代称唐人)移民海外:传说始于商朝。秦朝徐福带领几千名童男童女东渡扶桑。南北朝,新加坡一个华人坟墓的石碑上刻有梁朝年号。以后各朝代都有不多或不少华人由于经商,逃难,宗教等原因居留海外。明代永乐年间三宝太监回民郑和下西洋后大批人开始移居南海各国。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后有大量华工,因欧洲工业革命的需求而移居到美洲,欧洲,东南亚及世界各国。

(1)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主要的人口迁出区。

人口迁移的方向,基本上都是对于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离心状运动”。经过漫长的迁移,黄炎子孙的足迹几乎遍及全国的每一个角落,甚至世界各地。尽管如此,直到1949年解放前夕,我国仍有大约1/10的地区没有常住人口。在其余地区,人口分布也极不平衡。东南半壁地区人口高度密集,西北半壁人口较为稀疏。这是我国历史上人口分布最显著的特点。

人口地理学家胡焕庸教授在1935年《地理学报》第2卷2期发表的《中国人口之分布》,创制了中国第一张人口密度图,就明确指出: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今黑河市)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4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36%,西北部之面积,计70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64%;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44000万,约占总人口之96%,西北部之人口,仅1800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4%,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胡焕庸首次提出的瑷珲—腾冲线,是从我国东北的瑷珲至西南的腾冲划定的一条虚拟地理分界线,该线以东地狭人多,以西地广人稀,十分明确地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的基本格局。中国人口的地域分布,以瑷珲-腾冲线为界面划分为东南与西北两大区域,得到国内外人口学者的承认,还被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田心源教授称为“胡焕庸线”。

我国东西两半部人口分布出现如此大的差异,主要是由于自然环境和经济发展水平悬殊造成的。西半部多高山、高原。幅员广阔的青藏高原海拔高度一般在3000—4000米以上,其中半数还在5000米以上,比四川的峨眉山、日本的富士山、欧洲最高的阿尔卑斯山勃郎峰都高。气候常年寒冷,夏季还有霜冻。新疆和内蒙古的海拔一般都在1000-- 2000米之间。属于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有大面积的沙漠和戈壁。其中半数面积年降水量不足100毫米。这些地方的自然条件,限制着经济的发展,也限制着人口的发展。这正是西北地区人口稀疏的根本原因。

瑷珲—腾冲以东的地区,大部分是丘陵和平原,我国的14个沿海省市均在这一地区。沿海一带,冲积平原面积广大。整个东部地区,夏季由于受到季风的影响,气侯温暖湿润。长江以南年降水量都在1000-- 2000毫米,黄河下游及东北的松辽平原,年降水量也一般在600毫米以上。再加上这里河川密布、交通便利,对工农业生产的发展比较有利,所以东南半壁远比西北半壁经济发达,人口稠密。

(2)我国古代人口分布的变迁特点,集中反映在人口重心的变动上。

在中华民族历史上,黄河中下游是古代文明的发祥地,也是全国人口分布的重心所在。直到公元2年,人口重心仍在河南省西部陇海铁路的张茅火车站附近,即北纬34°43′,东径111°23′。这说明:在漫长的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里人口增长滞缓,人口迁移处于相对凝固状态。此后,人口重心开始向东南方向移动,汉代末年进人淮河流域,唐代末年又越过江淮进人湖北省,元代末年更向东南移进安徽省。至明朝洪武年间,人口重心已移至安徽省白马尖以南14公里处,即北纬31°00′,东经116°09′。这个位置在中国历史上是最偏于东南的地方。有人测算,从公元2年(西汉元始2年)到1393年(明洪武26年)总共向东南方向移动了800公里,每年平均移动0.58公里。

(3)我国人口重心长期向东南方向移动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人口长期大规模的南迁。

据历史记载,我国历史上大规模的人口南迁有三次。

第一次,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6世纪),当时中原地区连年混战,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导致规模巨大的人口南迁。

第二次,是从安史之乱(公元755—763年)到五代(公元907—960年),其间200余年的战乱,其主要战场仍在黄河流域,又造成大量人口南迁。

第三次,发生在北宋末年。当时女真族进入中原,宋室南渡,迫使中国人口向长江以南大量迁移。

正是人口长期的大规模南迁,使得我国人口重心不断南移。自1421年明成祖将京城从南京迁到北京后,由于政治中心北移,大批人口才开始北迁。此后西部、北部广大地区得到进一步开发,人口重心开始由东南向西北逆向转移。到1578年(明万历6年),人口重心已移至河南省罗山南19公里处,即北纬32°02′,东径114°34′。后经过200多年的徘徊摆动,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人口重心到达湖北省安陆东北31公里处,即北纬31°20′,东径114°00′。此后,人口重心加速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到1953年,已移到湖北省枣阳以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这113年间,约向西北移动了360公里,平均每年移动3.18公里。发生迁移的主要原因是,1866年清政府对东北的封禁废止后,山东、山西、河北、安徽一带的农民持续大规模向三北迁移,传说中的闯关东就是指这种情况。闯关东,是指中国近代史上华北地区农民向东北三省移民的运动。

三个时期:

(1)1644至1667年,《辽东招民开垦条例》,规定“招至百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23年间“鲁民移民东北者甚多”,许多地区因移民而“地利大辟,户益繁息”。

(2)1668至1860年,为维护满洲固有风俗和保护八旗生计,康熙七年(1688年)清廷下令“辽东招民授官,永著停止”,对东北实行禁封政策。

(3)1861至1911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对边疆控制日益削弱,沙俄不断侵蚀黑龙江边境,清政府采纳了黑龙江将军特普钦建议,于咸丰十年(1860年)正式开禁放垦。

闯关东,是悲壮的历史,是一次移民壮举。存在特定的“闯关东”路线、存在“闯关东”的特定背景。因此,闯关东是一种社会历史移民现象,有自发的客观因素,有内在的政治影响深度。“山东人闯关东实质上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日本人小越平隆1899年在《满洲旅行记》中记载了当年真实的历史画面:“由奉天入兴京,道上见夫拥独轮车者,妇女坐其上,有小儿哭者眠,夫从后推,弟自前挽,老媪拄杖,少女相依,踉跄道上,丈夫骂其少妇,老母唤其子女。队队总进通化、怀仁、海龙城、朝阳镇,前后相望也。由奉天至吉林之日,旅途所共寝者皆山东移民……”。作为世界第一的大民族——汉族,几百年来人囗压力就使汉人不断向周边扩散:走西囗、下南洋,内蒙古和新疆也成为汉人移民地。那么,闯关东便成了人口与经济的平衡学。

(4)值得注意的是,中国人口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人口的兴衰与朝代的兴亡具有同步性,呈现出周期性的大起大落。

封建王朝的初期,人民生活安定,农业发展,人口开始缓慢增长;

王朝中期,人口增长加快,人口总量达到高峰;

王朝后期,人口增长停滞。新旧王朝交替之际,人口则急剧下降。

这种人口时而猛增,进而锐减的状况,成为中国人口缓慢增长中的一个鲜明特点。

例如,公元2年,中国人口已经达到5959万,此后长达10年的绿林、赤眉大起义的影响,到公元57年,人口减少到2100万。再如,隋末农民大起义的影响,人口由公元609年的4000多万,降到公元620年的1000多万。“安史之乱”使盛唐的人口由公元755年的5000多万锐,减到公元760年的1000多万。古代农民起义或农民战争,不仅消食了大量的血肉之躯,而且导致人口大量的迁移,影响人口的地区再分布。

2、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1840—1911)

一是1840—1866年。人口重心的纬度变化极小,而经度变化较大,1866年比1840年经度向西移了0.91度。变化的原因是太平天国战乱造成华东、华中地区人口的锐减。

二是1866—1887年,人口重心向东南方向移动。造成这种移动的原因是,太平天国失败后华东和华中地区人口的恢复、回迁,以及西南地区人口的增加。

三是1887年以后,人口重心向东北方向移动,主要是清末大量人口涌入东北造成的。其中1850--1870年是人口重心变动幅度最大的时期,也是人口再分布强度最大的时期。

综上可见,近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特点是:

一人口分布略趋于平衡。

二人口再分布变化最强烈的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

三战乱是导致中国近代前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而人口向西南及东北迁移则是近代后期人口再分布的主要原因。

3、现当代中国大陆人口再分布变化情况。

“胡焕庸线”,至今仍是我国人口分布地区差异中的一条基本的分界线。现在,这条分界线东半部面积占目前全国的42.9%,西半部面积占全国的57.1%。

面积数字的变动:

一是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台湾已正式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占而归还中国;

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当时的中国政府承认了外蒙的独立。

根据1990年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黑河—腾冲线东南现居住着全国人口的94.2%,而西部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5.8%。这两个数字同1935年的相关数字仅有1.8个百分点的差别。这说明,历经60年,我国的人口地理分布虽然有所变化,但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

1949年以来,我国人口分布变化在人口重心的移动轨迹上也有反映。

1953年我国人口重心在湖北省枣阳北18公里处,即北纬32°18',东经112°43';

1964年移至河南省明港东北15公里处,即北纬32°33',东径114°09';

1990年移至河南省明港西南约15公里处,即北纬32°23',东经113°52'。

由此可以看出,解放以后我国人口分布重心在纬度上变化不大,基本上徘徊在32°18"–32°33’之间;但在经度上的变化比较明显。尤其是1953—1964年之间,人口分布重心在经度上向东移动了1°26',在纬度上只向北移动了15'。

主要原因:

一是建国初期,黄淮地区水旱灾害严重,导致大量农村人口向东北、内蒙、西北等地区迁移。1964年以后,人口重心向西偏南方向逆转,1982年后向南移动的速度明显加快,向西移动的速度减慢,这主要是东北地区的经济低速增长,而华南、华东的经济高速增长,拉动了人口迁移。

二是,国家对生产力布局的调整,也使我国人口分布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内地建设不仅需要财力和物力,也需要大量人力。如50年代,国家为改变旧中国不合理的工业布局,在有计划地把沿海工厂企业迁往内地和边疆的同时,也动员了大批职工和家属随同迁移。仅1954 --1958年,由沿海迁往内地的移民就达460万以上。

三是,长期以来,国家为了满足内地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在计划生育政策上采取了适当放宽的原则,而对于人口稠密的沿海地区,则采取从严掌握的原则。这样,我国的人口分布就逐渐得到了改善。如沿海14个省市自治区在全国总人口中的比重,1953年为48.04 % , 1964年为47.89%,1976年为45.98% 。23年之中,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下降了两个百分点以上。考虑到我国人口基数大,以及人口分布本身所固有的惰性,这一变化是相当可观的。但是,自1976年以后,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逐渐回升,1980年为46.03%,1982年为46.11%,1990年为46.24%。

人口比重回升的主要原因,一是近年来我国的经济发展战略有所变化,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大幅度增加,如1981年国家对沿海地区的投资就超过内地15%,这是前所未有的。同时,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地区吸引的外资也大大高于内地。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高速发展,吸引的劳动力大量增加。二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沿海地区迁往内地的“上山下乡知识青年”、‘支边青年”以及其他各类人员,凡是符合政策的,基本上都按照本人意愿回到了原籍。三是人口迁移模式有所改变。过去是人口从沿海向内地迁移,而近20年来却是“一江春水向东流”。过去上海、山东和江苏,一直是国内重要的人口迁出区,仅上海1955—1972年间就净迁出近190万人。而近年来它们都转变为净迁入区,从而显著地提高了沿海地区的人口比重。

1949—2000年中国人口重心的变动,可归纳如下:

第一,建国以来,人口重心基本在河南省南部或与其相邻的湖北省北部区域,显示出我国人口分布从总体上偏向东南的特点;

第二,人口重心在不断移动中,其移动的轨迹反映了国家人口分布的格局的变动,而这种变动与国家的政治、经济重心的转移有密切的关系。

1953年至1964年,人口重心向东偏北移动,其原因是:这一时期我国的建设重点在东北、华北地区,南方基本上没有大规模的建设,西南处于开发准备阶段,东北、京津与华北的人口增长也快于南方。

1964年至1982年,人口重心又呈现向西偏南逆转的趋势,其原因是:1964年以后,西南和西北陕甘两省为“三线”建设的重点地区,有大批的建设者迁入,人口增长快于其他区域。

1982年至1990年,我国处于改革开放的第一阶段,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东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低于西北各省的人口出生率。同时,虽然南方经济发展迅速,由于受户籍制度的制约,人口向南方流动也受到一定的制约。

1990年至2000年,我国改革开放进人第二阶段,东南各省经济高速发展,与西北差异进一步拉大,东南各省吸引了大量的流动人口,使人口重心向南移动。

第三,从人口重心移动的速度分析,1953—1964年的建国初期,和1982—1990年的改革开放初期,移动速度明显快于其他时期,这也与我国经济建设在这两个时期进行的重大战略调整相吻合。

中国历史上的气候变化与人口变化
1.1 气候变化

从竺可桢、任振球、汪子春、高建国等人的研究结果可知,在过去两千年中,中国气候经历了10次较大的变化1。大体而言, 秦和西汉是气候温暖时期,气温较今日高,因此亚热带植物的北界比今日朝北许多。自公元之初(即两汉之际)起,气候开始出现转寒的趋势,到东汉末已比现在寒冷。到3世纪后期,寒冷达到顶点,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这种寒冷气候一直持续了下来,直到6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暖。到了7世纪中叶,气候已明显变暖, 年平均温度高于今日。然而从10世纪开始,气候又趋于变冷,并在12世纪达到顶峰。13世纪初期和中期曾有一个温暖时期,但好景不长,因此14世纪的气温不仅低于今日,而且也低于13世纪。15世纪初以后,出现过两个温暖时期(1550—1600年和1720—1830年)和3个寒冷时期(1470 —1520年,1620—1720年和1840—1890年)。大体而言,16世纪和18世纪可算温暖时期,而17和19世纪则为寒冷时期(其中又以17世纪为最冷,冬季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2摄氏度)2。这个变化大势,与北半球其他许多地方的记录也是相一致的。从降雨量来看,郑斯中等人对地方志中关于近二千年来36750次旱涝记载的分析表明:我国自公元初以来,水灾相对减少,而旱灾则相对增加。在1—10世纪,干旱期和湿润期分别为350年和650 年;而在11—20世纪,则分别为580年和320年。而且还要注意,这种状况在经纬35—40度的黄河流载表现最为明显。

1.2 人口变化

根据葛剑雄的研究,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到清朝灭亡以前,中国人口出现过8次剧烈波动。

人们通常用“大起大落”来形容这种剧烈波动,此处我们也姑且从众,采用此种说法。在这8 次“大起”与“大落”中,更为值得注意的是“大落”。这是因为除了“大落”的时期外,中国人口基本上保持着增长;而且一般而言,“大起”的速率比“大落”的速率小得多。这8次“大落”包括:(1)两汉之际(户数减少2/3至3/4,实际人口减少约40%),(2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朝人口只相当于400年前东汉后期的人口),(3)隋唐之际(人口减少约一半),(4)中晚唐、五代(北宋建立时人口不足盛唐时的一半),(5)金与元初(元朝人口最多时,人口总数比南宋和金人口合计少20%), (6)元明之际(明初人口比元朝人口最多时少1/4以上),(7 )明清之际(人口大约减少20%),(8)晚清(1911年人口总数比1850 年还少1/10)。

将这两种变化合观比较,可以看到: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也都是我国气候变冷的时期。这种对应不可能是一种巧合。因此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大起大落”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应是无可置疑的。

2 气候变化对人口变化的影响

造成中国历史上人口“大起大落”的原因,当然十分复杂,绝不止气候变化一个。然而,尽管不能认为气候变化是造成人口“大起大落”的唯一原因,但气候变化仍然应是最主要的原因。其他的大多数原因,莫不与气候变化有关(有些甚至就是由气候变化的产物)。那么,气候变化是如何对中国历史上人口变化的发生影响的呢?

气候变化对人口的影响,可以分为直接的和间接的两个方面。所谓“直接影响”指的是:气候变化引起农业产量的增减、农业区域的移动,从而导致人口发生变化。而“间接影响”指的则是:气候恶化通常激化社会矛盾、触发社会危机,引起原有社会结构解体,同时还会引起外来烈性传染病的传播,从而导致人口减少。反之则引起人口的增加。下面,我们就来具体地看看气候变化是如何引起中国历史上人口的几次“大落”的。

2.1 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

一般而言,在北半球,年平均气温每增减1摄氏度,会使农作物的生长期增减3—4周5。

这个变化对农作物生长具有重大影响。例如,在气候温和时期,单季稻种植区可北进至黄河流域,双季稻则可至长江两岸;而在寒冷时期,单季稻种植区要南退至淮河流域,双季稻则退至华南6。据张家诚的研究,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年平均温度变化1摄氏度,粮食亩产量相应变化为10%;年平均降雨变化100毫米, 粮食亩产量的相应变化也为10%。此外,年平均温度的高低和年平均降雨量的多少,对冷害、水旱灾和农业病虫害的发生频率及烈度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从而明显地增加或减少农业产量。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高纬度地区表现最为明显,而对低纬度地区则影响相对既较小7。因此气候变化对农业产量的影响,在农作物生长期较短的我国北方地区,更为巨大。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的古代,农业总产量哪怕只是在一年中有10%以上的减少,就会引起大量人口的死亡。如果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持续减产,那么人口在剧减之后长期停滞,也就是必然的现象了。如前所述,在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中,我国的人口一直未有增加,是我国人口“大落”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自3世纪后期到6世纪下半叶,年平均温度比今日要低1—2摄氏度。因此气候变化通过化影响农业产量而对人口变化发生重大影响,是无可置疑的。

2.2 气候变化对农业区边界变化的影响

由于农业严重依赖于自然生态环境,因此根据各地自然生态环境的差异,必然会形成不同的农业区域。由于自然生态环境总是在不断变化,因此农业区域也绝非一成不变。我国今天的各主要农业区域,按照王业键等人的研究,大约形成于18世纪8。在此之前则有多次改变, 因此我们不能将近两个世纪来的情况作为亘古不变的常情而以今况古。

根据程洪、朱道明、张家诚等人的研究,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条件下,如果某地区年平均温度降低1摄氏度,相当于该地区向北推移200—300公里。如果某地区年降雨量减少100毫米, 相当于东部农业区向东南退缩100公里以上,在山西和河北则为500公里。换言之,气候变冷变干,会使得一些地区变得不适宜原有的农作物生长, 从而导致不能农耕9。长城一向被认为是我国农、牧业的分界线,如果对比秦长城和明长城的位置,那么可以发现在大多数地方,明长城比秦长城向南退缩了200—400公里。

农业区域的移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以我国华北地区最为明显。这个地区从地理上来说,处于气候(温度和降水量)变化最为显著的北纬35—40度之间,生态基础又比较脆弱,对气候变化的反应也特别强烈。因此一旦气候变冷变干,农业生产受到的影响最为显著。这不仅会导致原有耕地减产,而且会使得大量耕地被放弃或弃农就牧,从而不能养活原有的人口。此外,还会导致水、旱、蝗灾发生频率的增加和受灾范围的扩大。这又进一步加剧了农业生产的衰落。在我国历史上,华北一向是人口“大起大落”的主要场所,这是与其自然生态环境(特别是气候)变化特点是分不开的。

2.3 气候变化对瘟疫流行的影响

布罗代尔指出:在人们彼此长期隔绝的时代,各地居民对不同的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一旦相互接触和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11。在对近一千年来欧亚许多地区人口变化影响最大的各种流行疾病中,鼠疫(即“黑死病”)是最可怕的杀手(例如在14世纪,鼠疫传入欧洲,导致欧洲主要国家人口减少了1/3到1/2)。而这种疾病的传播,就与气候变化有密切关系。

蒙古高原和青海高原是世界上鼠疫的主要疫源地之一。麦克内尔、费克光、曹树基等人近年来的研究已证实,在元初、元明之际和明清之际三个时期,这种疾病随着生活在此地区的游牧民族南下而传到中国内地,对中国人口的锐减起了极大的作用。12典型的事例如1232年,蒙古军队包围并攻克金朝首都开封城。在蒙古人入城后短短的两个多月中,开封居民死者多达100万以上,几乎全城死绝。

而导致这一悲剧的罪魁祸首,不是蒙古军队的刀枪,而是他们带来的鼠疫。因此,游牧民族的南迁所带来的疾病传播所导致的内地人口损失,通常要比战争所导致的人口损失大得多。而游牧民族之所以南迁,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气候变化所致(详后)。因此,从根本上来说,中国历史上引起人口锐减的瘟疫大流行,也是气候变化的间接结果。

2.4 气候变化对其他导致人口起落的因素的影响

在我们讨论所涉及的两千多年中,中国一直是一个传统的农业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整个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都建立在特定的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之上。由于当时农业发展严重受制于自然生态环境变化,因此一旦自然生态环境恶化,原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就会削弱、瓦解甚至崩溃,从而使得各种矛盾失控,造成长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暴力冲突,进而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

旧有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破坏的主要标志之一,是出现数量巨大的流民。在那些受气候恶化打击最为严重的地方,由于原有农业生产方式的基础被摧毁,当地的社会结构也随之瓦解。居民无以为生,只好外流。但是,如果气候变化涉及较大的范围,相邻地区当然也程度不等地受到气候恶化的打击。本地居民自顾不暇,所以无法大量接纳流民。于是土客之间往往出现暴力冲突。如果流民占了上风,结局往往是本地社会结构被摧毁,土著居民最后也加入到流民的队伍中去。随着气候恶化的持续和加剧,这种情况滚雪球式地扩大,暴力冲突也往往演化为大规模的内战或农民起义,从而使得旧有的社会结构及其运行机制在更大范围内受到进一步破坏。在许多地方,本地居民顶住了流民潮的侵扰,但为此他们不得不结成各种形式的武装自卫团体(如三国两晋南北朝时代的坞堡等),而这种团体的发展,最终会导致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局面的形成。国家的统治力量在天灾和流民的双重打击下已经遭到严重削弱,而各地割据与半割据又使处于困境的国家雪上加霜。日益衰弱的国家越来越无法有效履行其维护社会秩序、抵御外族入侵、兴修水利、赈灾减灾、安抚灾民、调集粮运等职能,于是社会更加动荡。其结果,必然形成一种不断加剧的恶性循环,最终结果则是整个社会的解体。在这个解体的过程中,不仅有大批人民直接死于天灾及其引起的饥荒,而且还会有更多的人民死于持久的大规模暴力冲突,从而造成人口的“大落”。这种情况,在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中的前七个(特别是三国两晋南北朝、金元和明清之际)中都可看到,尽管在各个时期表现有所不同。

此外,气候变冷变干,不仅会使农业区域南移,而且也会使北亚牧业区域相应南移。由于北亚半沙漠半草原地区的生态基础非常脆弱,所以更难承受气候恶化的后果。牧业生产条件的恶化,迫使游牧民族不得不南下求生。在许多情况下,这种南下是通过武力强行进入农耕地区的。这当然不可避免地要引起持久的暴力冲突乃至大规模破坏,并且进一步激化内地的社会矛盾,加剧社会解体。上述的8 个中国人口“大落”时期,除第(1)和(8)时期外,都是北方游牧或半游牧民族大举南下的时期(第(6)时期也与此有关14)。而我们应当注意的是,这些时期也是气候变冷变干的时期。其中,东汉晚期至隋朝中期的四个多世纪是北方游牧与半游牧民族南下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时期。而这个时期恰恰也是一个气候寒冷持续最久的时期。因此,气候变化通过促使北方民族南下而对我国历史上的人口变化发挥重要影响,是可以肯定的。

中国人口思想及人口政策
(一)先秦的人口思想

我国先秦人口思想主要是增殖人口思想。最有代表性的则属孔子和他创立的儒家学派。孔子一方面主张“众民”,大力增殖人口。另一方面,他主张“仁政”,即统治者应采取社会、经济措施来增加人口。重视男婚女嫁,规定男子20岁就要娶妻,女子15岁即可嫁人;国家要爱护百姓,奖励农耕,减轻赋税,照顾寡妇、鳏夫和贫者,招徕四方之民。这样才能增加人口。另外,孔子继承并发展了西周以来的“男尊女卑”思想,这一思想在中国广为流传,对传统生育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深远影响。

(二)秦汉至清代的人口思想

从秦代至清代,朝代更替频繁。在这段历史时期内,占统治地位的仍然是儒家学派的增殖人口思想。然而,在以自然经济为主要经济形态的社会里,封建生产关系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人口剧增与生产资料、消费资料生产逐渐不相适应,以人口与土地、人口与消费为主的人口问题越来越尖锐。由此也产生了各种不同的人口思想和主张。提出适度人口思想的早期代表人物是战国中期著名政治家商鞅和韩非。商鞅认为,人口与土地的数量应保持平衡,人少地多时要增加人口,地少人多时要开垦土地。他认为人口的增长要快于财货的增长。韩非从当时人口数量长期增加、人多地少的矛盾突出的实际出发,提出“人民众而财货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的思想,为解决这一矛盾,他提出发展生产,减少人口的思想。唐朝的杜佑根据历代的人口资料,写出了《户丁人口论》,认为不可盲目增加人口。他特别指出统治者的行为影响人口的多寡,开明的统治者应当扶植百姓的生产和生活、不可横征暴敛。

明末的冯梦龙在人口向题上明确提出了节制生育、控制人口的主张,提出了每对夫妇最好只生两个孩子的主张。清朝的洪亮吉认为人口过多,一方面,将使人民生活水平不仅难以提高,相反会急剧降低;另一方面,将会导致社会动乱。人口剧增,生产和生活资料必然不足,祸乱就会产生。这个矛盾只有依靠推行“仁政”,使百姓的生产、生活资料有所增加。清朝的汪士锋认为中国人口已经绝对过剩,人口问题到了无法解决的严重地步。他将贫困和社会动乱归咎于“人多之害”,并提出一整套治理措施。鼓励人们出家为僧为尼等等。清朝的龚自珍认为严重的人口经济何题是由社会财富分配严重不均造成的,建议通过调整人口地理分布、组织移民、开发西北,以解决人口经济问题。清朝的包世臣认为,人口增长超过耕地和生活资料的增长是导致人民贫困的主要原因。他强调人作为生产者的职能,认为贫困主要是统治者不重视农民。他还提出按比例来安排社会劳动力,主张绝大多数的劳动力都应去务农.但同时他承认士、工、商也是社会发展生产不可缺少的成分
(三)近代人口思想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结构逐街走向解体,从社会政治角度阐发人口思想的,主要有我国早期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想家王韬、“戊戌六君子”之一谭嗣同、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梁启超、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李大钊以及近代社会学家陈达、陈长薄、许仕廉等。王韬提出“富国强兵之本,系于民而已矣”的“重民”观点。王韬还主张禁止纳妾和玩弄女性,男女并重,严格实行“一夫一妻”制。谭嗣同认为解决人口问题只有发展生产。梁启超在接触西学的过程中,对中国的人口问题作了深入研究,提出禁止早婚,提倡晚婚,节制人口的主张。他不认同马尔萨斯的思想,认为所谓的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的观点“实属杜撰”。孙中山的人口思想概括起来有两方面内容:一是主张增殖人口。二是主张“恢复民族精神”。李大钊的人口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对马尔萨斯人口论的批判中。他认为,马尔萨斯人口论与各国人口发展的实际不符,抹煞了人类向生产广度、深度进军的可能性,“土地报酬递减规律”不能成立。陈达、陈长蘅、许仕廉等社会学家早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对近代中国的人口问题进行了长期研究,出版了许多著名论著。认为中国贫困落后的原因是“人口太多”,主张“节制人口”,进行“生育革命”,推行“自然节育法”,实行“时中人口”(即适度人口),“限制人口的数量,改善人口的品质”;并提出“节制生育”,设立“保育院”等具体政策和措施。

(四)现代人口思想

我国现代人口思想以社会学和经济学的人口思想为主,其中马寅初先生的《新人口论》最具代表性。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时任北京大学校长的马寅初于1957年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全面阐述了他的人口思想。他认为,中国人口繁殖太快,人口多,资金少,影响工业化的进程,影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应该控制人口。他明确地把中国的人口增长与工业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控制人口增长的思想:提出掌握人口数据是制定政策的关键;提出人口增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问题;提出了解决我国人口问题的三点建议:一是要进行新的人口普查。二是大力宣传,破除“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和“五世其昌”等封建传统观念;等到宣传工作收到一定效果后,再行修改婚姻法,实行晚婚,大概男子25岁、女子23岁结婚比较适当。实行生两个孩子有奖,生三个孩子要征税,生四个孩子要征重税的办法。三是在节育的具体办法上,主张避孕,反对人工流产。

人口增长规律

马尔萨斯在其《人口论》中曾经提出人口每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即在无外力影响的条件下,一个封闭人口的自然增长律大约为每隔20年(人类的繁殖周期)递增1倍(在假定每户只生一个孩子的条件下)。

从中国的人口历史看,这种人口隔若干代而倍增的规律的确是存在的。实际上,早于马尔萨斯2000年,中国古代政治家和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重要的人口增长规律。如先秦政治学家韩非就曾指出:人有五子,子又有五子;则大父(即爷辈)未死,而有二十五孙。结果是"人民众而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五蠹》)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平方级数,而资源和财富则不可能以这一速率增长,从而导致社会动荡。

在历史上,这一人口规律被许多学者和政治家认识到乃是社会不安定和动荡的根源。如明代学者徐光启、清代龚自珍、魏源等均曾指出:生人之率,大抵30年而加 1倍。非有大兵革,则不得减。而垦田不增且日分田小,是以社会不安。从中国历史看,人口在社会安定的时期,隔代而倍增的规律是明显存在的。只有受到战争、大灾荒、大饥荒等遏制人口发展因素的影响,这一规律才会受到限制。

但值得注意的是,自清乾隆6年(1741)以后,中国人口即以每隔25~45年递增1倍的速度持续高速发展。中间尽管曾经历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等多次内外变乱,导致人口增长曲线有新的升降摆荡,但由于人口基数已甚为庞大,以千万人计的变乱中人口消灭律已不能影响数亿人口的总规模。因此自乾隆以来中国人口的总趋势是呈持续上升的。其结果是在200年左右时间中,中国人口规模由1亿人左右递增到本世纪中叶(1949)的6~7亿人。又经30~4O年,再倍增到目前的12~14亿人。从而确切无疑地证明了人口发展隔代倍增的自然增长规律。从世界范围看,国外史家估计1776年世界人口约7.5亿,到1976年约为41亿。即在200年左右增长约6倍,同200年间中国人口的增长幅度差不多。顺便指出,自1945年第二次大战结束的50年以来,世界总人口也已增长近乎1倍,即由30亿人左右倍增达到目前的58亿人。

中国人口控制政策的历史变化与改革趋势

在解放后至今的半个多世纪中,我国不同历史阶段的人口控制政策不同。从控制人口数量增长这个纬度而言,1966~1976这十年成果显著;1977年以后的激进指标增加了完成国家计划的难度,故导致了20 世纪80年代政策的波动;1988年以来政策多元而稳定,终于迎来了低生育水平的局面。从现阶段看,不能简单地将中国"计划生育"理解为"一对夫妇一个孩";从长时段上看,中国在降低人口增长率方面为世界总结的最重要的经验是"晚、稀、少".面对生育率的持续降低,应考虑选择恰当时机改革现行政策。

中国在1949年之后的短短半个多世纪中,发生了人口增长方式的历史性转变:由传统社会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自增率过渡到工业化初期——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和80年代的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增率,再转变到工业化中期——快速工业化时期(90年代后)的低出生率、低死亡率和低自增率。无疑,促使人口增长方式转变的主要动力来自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政策控制三方面。现在,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迅速转型的大背景下,对中国人口未来发展趋势的主要调控手段,只能借助于人口政策的实施。实际上,人口政策——尤其是控制人口增长或促动人口转变的政策,也只能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有效。发达国家鼓励人口增长政策的失灵史、东亚儒家文化圈富裕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日本和我国港台地区)鼓励出生率上升政策的无力状况说明,在工业化后期或后工业社会,国家或政府调控人口生育政策的能力是有限的。

未来人口战略的调整方向

经过多年努力,中国的人口金字塔发生了重大变化,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少儿型人口过渡到成年型人口,再进一步发展到现在的老龄化人口。在图1所示的2000年人口金字塔中,14岁以下少儿人口呈明显缩减态势。

截止到2003年底,中国少儿人口负担比已经到了28.58%②。「2003年老年负担比为11.96%.」少儿人口比重的迅速减少,使中国人口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红利"时期——在今后15年内,15~64岁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都将维持在70%左右——这极其有利于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图1中国历次人口普查年龄金字塔[2]

但中国每年新增加的劳动力数量,却会在随后的几年当中,迅速减少。各种预测(中位:TFR=1.8)表明,将来中国人口的峰值在14.5亿左右——大约在2030左右迎来高峰③。「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生育委员会在2002年公布的预测结果是,中国将在2031年迎来峰值人口,峰值为14.86亿,但其将2001年的总人口预测为12.93亿,这比2001年实际公布的人口数高出了许多,因为在2005年1月6日,中国才迎来了13亿人口日(2002年《人口与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第179页)。中国国家统计局在2004年公布的一项预测表明,中国将在2032年迎来峰值——达到14.47亿(见田雪原、王国强主编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中的人口与发展》第105页,中国人口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学者们用来预测总人口增长轨迹的总和生育率(TFR )却与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相差甚多(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仅仅为1.27)。」中国未来的人口形貌,与原来媒体灌输给学术界和民众的人口形貌截然不同。


新的人口形貌是:第一,总人口达不到16亿,而在14.5亿左右。中国当前的出生率越低,未来峰值人口越低,老龄化程度就越严重,未来的养老压力就越大。第二,如果现在使用的1.8的总和生育率能够靠得住,那么,未来中国也将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宝座"让给印度①。「实际上,如果将1947之前印度版图人口相加,即将现在印度的10.5亿、巴基斯坦的1.5亿和孟加拉国的1.5亿相加,总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总人口。」第三,中国15~64岁之间劳动力人口的供给将不会像原来那样是"无限"的,大约在2015年左右开始负增长。第四,由20世纪80年代中期人口出生性别比失衡所导致的婚龄年龄段女性的短缺状况将逐渐明显。第五,由高等教育扩张所带来的大学生的失业问题,将日益严重。第六,少数民族人口的增加,将给民族聚居区域的环境资源造成越来越重的压力。第七,由贫富分化所造成的各阶级阶层人口的裂隙将逐渐凸现。

鉴于人口总量的压力正在消解,也鉴于那种"一个国家、多种制度"的人口政策已经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窃以为人口战略调整的方向应该是:统一人口政策,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缓解老化速度,提高人口素质,延长义务教育年限;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充分发挥"晚、稀、少"的调控作用;协调各人口阶层之间的关系,构建为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所需要的、能够长期促进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

为稳健地改革人口制度,促使人口和谐发展,近期(今后5年内)应该在全国范围内逐步统一人口生育政策,着力降低人口出生性别比。采取先试验再全面落实的办法,实行不超过二孩的间隔生育政策。中期(2010~2020年)致力于逐步提高人口素质,将现在实行的9年义务制教育延长为包括了高中阶段的12年义务教育。远期(小康社会实现以后)目标放在构建"能够促使中国全面而又持续发展的人口结构"上。

因此,在人口政策问题上,要防止两种不正确倾向:一是主张继续大幅降低生育率的极端冒险主义;二是政策调整中的自由盲动主义。各种资源提供给我们的选择余地其实很有限,但现行政策却不得不调整,只是在今后的几年内,选择哪一年切入罢了。


结论与中国的经验

通过前面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人口生育政策出现过多次波动。中国历届政府都在实践中努力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政策途径。所以,不同历史时期,面对不同的人口压力,中国实施的人口政策有所差异。这里的结论是:

第一,1949~1953年是限制避孕时期。

第二,1954~1957年的宣传节育活动,采取了先城市再工矿区,最后是人口密集农村的步骤,这极其符合当时中国的实际。面对城市人口出生率高于农村的现实,面对城市育龄妇女的节育积极性和城市人口文化程度高于农村人口的现实,这种活动普及了节育知识,为后来的各种节育活动和计划生育活动奠定了舆论基础。

第三,1958~1965年的情况比较复杂。那种"错批一人,误增三亿"的说法是没有根据的,错批马寅初更多地表现为"反右"扩大化,对国家人口政策的影响甚少。“大跃进”中的人口损失和"大跃进"之后的补偿性生育直接刺激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的“婴儿爆炸”。

第四,1966~1976年人口出生率稳定下降。“文革”初期的混乱,在短期内影响了计划生育领导组织。但一旦政治环境得以稳定,“晚、稀、少”的人口政策就开始全力实施。而且在这一时期,计划生育制度得以建立,避孕药具开始了免费供应并“送货上门”。但那种在计划生育工作领域大讲“阶级斗争”的无限上纲的做法,却违背了"群众自愿"的原则。

第五,1977~1988年,人口控制政策的波动,主要导源于计划生育政策的紧缩和计划生育工作者的急躁。激进的计划指标——那种力图在 2000年将总人口控制在12亿之内的主张,那种在农村严格实施一对夫妇只能生一个孩子并强迫命令的做法,势必会遭受到民间的“不合作”,所以1984之后对政策的适当调整是极其正确的。

第六,1989年之后生育率的稳定下降,是国家计生委准确理解和贯彻国家人口控制政策的结果。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能简单地解释为"一对夫妇一个孩",而应被全面地理解为多元化的“晚、稀、少”。事实上,在拥有绝对多数人口的农村,中国政府长期的政策措施,是鼓励生一个孩子基础上的“晚、稀、少”。在1980年修改了原《婚姻法》之后,甚于“晚”也变得松动了许多。但在21世纪之后,中央政府强调的“稳定低生育水平”,却被实际执行为"继续降低生育率",这是应该迫切注意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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